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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半年之久的“四清”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梆子老太当上了梆子井大队新成立的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
驻梆子井大队“四清”工作队队长把这一决定解释得合情入理：“盼人穷”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呢？如果拿黄桂英同志在运动中揭露的两件大案（暴发户胡振汉和写反动文章的胡学文）来看，那正好是她阶级觉悟高的铁一般的例证，这样的“盼人穷”好得很！
梆子老太不是蓄意谋政谋权的阴谋家，只是在工作队队长“扎根串连”来到她家访贫问苦的时候，征询她对梆子井村现任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胡长海和胡振武的意见的时候，她说她在梆子井村受欺压，受孤立，无意间说出了胡振汉在河滩种红苕而后盖新瓦房的事，又说出胡学文妈妈寻上门来骂她的事，工作队队长严肃地听着，在本本上记着胡振汉在国家困难时期高价销售红苕，是新生的暴发户，新盖的瓦房予以没收，改作青年俱乐部了。胡学文的文章经过剖析，是攻击性质的毒草，建议县教育局处理，因为胡学文的行政关系属于教育系统。平心而论，梆子老太当初躲在榆树下，记下了胡振汉夫妻从河滩收获回来的四十一车红苕的数字，并非为后来进行的“四清”运动准备材料，她当初仅仅出于某种过分的好奇心，想得知胡振汉夫妻的家底机密。想不到“四清”工作队队长正需要这样的人证和物证
梆子井村的贫农下中农接受了这样的决定，选举会上一律给梆子老太举起了拳头。人人心里明白，工作队队员们口口声声说：“要依靠贫下中农”实际呢？事事处处贫下中农得顺着工作队说话；要不，小心挨挫！
作为这件本来难于接受的事实的基础，前任梆子井大队队长胡振武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了，天天早晨在街巷里扫街道哩！这样意料不到的事变成实实在在的事实，那么梆子老太荣任贫协主任，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一切无须追究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意想不到的事太多了，整个中国正进入一个几乎天天都在发生使人意料不及的奇怪事情的时期。
与梆子老太荣任贫协主任这件事相映成趣的是“四清”工作队队长自己顷刻之间垮台了！
宣布梆子井大队各级各部门新的领导人名单的社员大会正在进行，工作队队长刚宣布了贫协主任黄桂英的名字，一辆大卡车从村西大路上开进村子，一直驶进街心十字的会场。车上跳下十几个男女，一律的黄军装，一律的红袖筒，不由分说，把工作队队长扭胳膊拽腿地架抬起来，扔到汽车车厢里去了。梆子并村正在开会的男女社员吓呆了，这位三句话不离“革命”的老同志，怎么一下子梆子老太也吓得脸黄如蜡，双腿颤抖。
“这是我们单位的‘走资派’！‘三反分子’！”一个中年人站在汽车上，向惊惊吓吓的梆子井社员宣布说“欢迎贫下中农和我们一起造反”
汽车卷起滚滚尘烟，开出村去了。
现在，谁也说不清工作队队长宣布的干部人选还算不算数儿？梆子老太一次也没有行使贫协主任的职责，梆子井村也已被派性斗争搅得混沌一片了。
在激烈的口号和怕人的枪声中，梆子井村老成胆小的庄稼人缩在炕头上，度过了解放十八年来第一个兵荒马乱的春节。农历大年除夕的夜里，梆子井村背后的南源上枪声彻夜不息。两大派交战，枪声代替了鞭炮，家家关着门，提心吊胆地捏着饺子老干部被“四清”工作队打垮了，新班子在武斗中自动解散了，麦子没有施肥，也没有冬灌、夏收收什么呢？日子怎么过呢？谷雨节气已经过了
两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来到梆子井，采取强硬的又是应急的措施，不管两派组织怎样表白自己如何敢于革命和造反，都得接受梆子老太的领导，在农村，贫下中农是领导一切的。两派各出两名代表，组成五人临时领导小组，贫协主任黄桂英任组长。
一枚刻着梆子井革命领导小组字样的印章，由解放军战士郑重地交托到梆子老太手里。已经交近五十大关的梆子老太的心里，一阵喜，一阵愁，忧喜交织，手也颤抖了。这是权力的象征。代表梆子并势不两立的两派头头，挖空心思想把这枚用红绸包裹着的印章摸到自己手里。解放军战士没有上当，双手交给她了，她怕因握有这个印章而招致祸端，心里怯得慌慌。解放军战士鼓励她说，他们支左的军队驻在公社机关，整整一排人马哩！
她接过印章来了。家里没有带锁的办公桌，搁在大队办公室更不保险，于是就装在一只吃完了点心的硬纸盒子里，搁在炕头上方的墙壁上挖出的窑窝里。这儿最保险了。
梆子老太每次擦着这只印章的圆把儿按下去的时候，虽然免不了常常把字弄反，心情却是神圣的。反了正了，只要有这几个红字在！
许是慑于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两派头头们不管心里怎么捣鬼，表面上却不能不接受梆子老太的领寻。景荣老五不管心里怎样害怕，也不能不接受解放军战士三番五次的谈心说服。多数还想依赖梆子井的土地养活儿女的庄稼人，已经想得很少了，无论什么人，只要在春耕生产的关键时刻，能站出来领着社员去出工就行了！梆子老太应运而生，人们倒是感激解放军，给梆子井村扶植起一位能牵动铃绳儿的人来。
“赶紧整备棉田！”有人积极地向梆子老太建议。她就指派社员去耕犁棉田了。
“该下稻秧了！”想依赖梆子井村吃饭的人继续建议。梆子老太立即指派几位有技术的老农去下稻秧，她虽然不大精通各项庄稼的活路，却比一般妇女强多了，也乐于听取众人的建议。
几项当务之急的农事活路纷纷铺开，取得进展，老成的庄稼人悄悄在私下议论，这个梆子脸老婆倒是不错的一位干部哩！胡景荣看看自己的婆娘受人赞扬，心头也舒悦了许多，常常在夜里睡下以后，提醒她遗忘了的漏洞：该清除自流灌渠里的淤泥了！在渠沿上点下黄豆，不是小事哩！梆子老太第二天就会派人去挖渠点豆儿。
梆子老太领导下的梆子井大队，生产上逐渐铺开，庄稼人心里开始踏实，自己也增强了信心。她的一生中没有生育过的身板，愈显得刚强，走起路来，腿脚利落，似乎梆子井村的街巷一下子变短了，气呼呼呼走过去，又蹬蹬蹬走过来了。说话的声音也不同于已往，高了，也脆了，理直而又气壮，毫不拖泥带水，倒是活像呱嗒呱嗒响着的梆子声音了。年轻人学着她的调腔说话逗笑，老人们噤斥年轻人说，管人家像不像梆子呱嗒做啥？只要她能领得大伙混饱肚子，哪怕她说话像敲锣呢！
也难怪梆子老太在村巷里匆匆来去地走动，说话，她太忙了。梆子井村的内务和外事，革命和生产，上级下级，大事小事，都集中到她的身上来了。
刚刚送走公社派来的两位检查大批判工作的干部，又有两位骑自行车的陌生人走进梆子老太家的院子。
“黄主任，这是我们的介绍信。”来访者其中一位年长的人，把一张铅印的介绍信递到梆子老太面前“我们向你了解一个人。”
梆子老太接过介绍信，看见那上面盖有红色印记，虽然不识字，也就放心地撂到桌上，随口说：“你要了解谁的啥问题呢？”
“我们单位的胡玉民，老家在你们村里。我们想了解他的社会关系。”
“唔有这人。”梆子老太稍一筹思，就说“这人全家住在西安城里，老不回来，家里没谁了。”
“我们‘清队’中查出他有‘现反’言论，想了解了解他的家吏”
“这人他爸死得早，他妈改嫁了，他要饭混进城里，给一家糊子场抹浆子糊子；解放后听说干阔了”
“他倒是工人出身。”来访者说“可是‘文革’以来，尽说反动话”
“他家没人了。”梆子老太说“他在你们那儿的表现，俺就不知道了。”
“唔”来访者显然失望了，几十华里路，从西安找到这个偏僻的山村，一无所获，实在有点不甘心地说“他爷爷干什么呢？”
“他爷也是庄稼汉。”梆子老太回答之后，倒是想起一条重要的记忆“他的老爷要不要说呢？”
“他老爷也是重要亲属嘛！”来访者眼里闪现出希望的光芒“虽然出了三代，可以作为参考。”
“他老爷当过土匪大概在啥时候呢？反正男人都留辫子那会儿。”梆子老太追忆说“我听人说，他老爷让郑家村人打死了，尸首抬回梆子井，乡党没人去抬埋”
“请你说得详细点儿。”
“就是这些了。”
“他老爷叫啥名字呢？”
“记不得”
“请你盖章。”来访者把记录下的文字复述一遍，然后把写得密密麻麻的红格纸页送到梆子老太手里。
梆子老太看也不看（她不识字），从点心盒子里取出圆形印章，在印泥盒里蘸一蘸，又放在嘴前哈一哈气，庄重地压下去，揭起一看，很好，字迹清晰。似乎只有盖上了这记圆坨儿，那份材料才活像一份材料了。
“麻烦黄主任。”来访者满意地向她告别，推动自行车，告辞了。
梆子老太笑着，送客人上路。当她再回到屋里的时候，却看见景荣老五慌慌乱乱在院子里转圈圈，火烧火燎的样子。
“啥事把你急成这样？”梆子老太忙问。
“回屋里说。”景荣老五气急败坏地说。
两人相继走进里屋，坐下了。
“我说你”景荣老五气恼地抱怨说，口语不畅。
“我咋咧？”梆子老太也莫名其妙，气咻咻问。
“你唉！”景荣老五一拍炕边“你说人家老爷的事做啥？”
“我说谁的老爷的啥事啦？”
“你说玉民他老爷当土匪的事做啥？”景荣老五终于说出口来。他在后院里破柴，通过后窗，窃听了老婆和来访者的全部谈话内容，眼都要急红了。
“噢！是这事——”梆子老太倒释然笑了“人家问我嘛！”
“人家只问到他爷这一辈儿。你把他老爷的事说出来了。”
“对组织负责嘛！”梆子老太忽然变了腔调“他老爷当土匪是事实嘛！”
“你见来？”景荣老五一急，抬起杠来。
“我听人说过。”梆子老太也不示弱。
“你听谁说？”
“我”
变成老两口之间难分难解的争执了。
“这是组织对组织的事。”梆子老太提高嗓门，郑重地告诫不问政治的落后老汉说“人家跟我来谈的是公事，党里的事，革命的事，你往后就甭管！”
景荣老五一听老婆以官压人的话，不由得火起，烟锅“哐当”一禅，也提高了嗓门：“共产党讲的是以实为实，哪兴你给人胡说乱道？”
“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的？”梆子老太声调更高了，像吵架一样“他老爷当过土匪的事，谁不知道？”
景荣老五软下来了。吵闹起来，把他们老两口的谈话内容张扬出去，结果肯定更糟糕。既然自己在气势上压不住老婆，他就忍气压火，恳切地说：“好我的你哩！你没看世事乱到啥地步了，好人尽遭罪哩！从那俩来人的话里，咱听出来，咱村的胡玉民现时也遭了罪了！人家专门来搜事整人哩，你还说那些几辈子以前的事，不是火上泼油吗？”
“你这思想，该当批判！公社里开会，革委会主任说，要批判‘老好人’思想！”梆子老太更加得意，嘲笑自家落后脑袋的老汉“你只管劳动挣工分去”
景荣老五彻底败阵，瞧着老婆子洋洋得意的脸色，厌恶地哼了一声，就掂着烟袋走出门去了。她虽然是梆子并村的头头脑脑，毕竟又是他的婆娘，和他白天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晚上在一个炕上脚打蹬，他不能不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关照她的言行的合理性和安全性。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事，切实关系着他和他们抱养下的已经长得墙高的儿女的声誉想到这些，他把怨气归结到前后几位把她扶到台上的人身上去了。他们走了，却把不尽的忧愁和烦恼留给这个家庭了。
他独自一人，远远坐到场楞边的榆树下。想到而今混乱的时世，斗人打人的奇事怪事流传不断，塞满了他的耳朵，在这样的时世里，怎敢抛头露面，胡说乱道呢？他的心头愈觉沉重，总有一种祸事迟早要降临的慌恐感觉。这个不明世事的混账婆娘
梆子老太继续接待来访者。
前来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数是男人，偶尔也有女人。他们操着叫梆子老太难得听懂的南方或北方的陌生口语，笑着打开公文包，递上盖着红色印记的介绍信，叙说他们所要了解和调查的对象。梆子老太热情待客，倒水，让烟，然后尽其所知，一一回答，再盖上梆子井大队临时权力机构的印记，送客人上路。
运动在继续，看不出有完结的可能。作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梆子老太刚刚把一个新的名词说得顺口，一个陌生的新名词又响亮地提出来了。她渐渐摸出一个规律，大凡一个运动兴起，前来梆子井村找她调查了解情况的人就多起来。她掐指一算，六七十户人家的梆子井，在西安以及本省南北各地，以至在新疆、北京或南方什么地方工作的人，他们所在的大工厂或小机关，都派员光顾过这个隐藏的黄土源下，小河岸边的偏僻角落了。
两位穿着军装的军官走进梆子井来了。
“黄主任很忙，我们打扰您了。”两位军人异口同声地说，态度和蔼，客气，照例先递上介绍信。
“没啥没啥！革命工作嘛！”梆子老太已经习惯于这种礼节性的客套，应对也已自如老练了“有什么问题，直说吧！”
谈话正式开始了。
“你们村有个叫胡选生的？”
“有。是普选那年生的。”
“这个青年在我们部队服役。”
“噢。”
“这青年参军两年了，表现不错。”军人热情地赞扬梆子井村长大的人民战士“连里想把他当个苗子培养，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社会关系。”
从众多的来访者口中，梆子老太听多了也听惯了梆子井村在外工作的男女们的不测之事，听多了那些人的不幸，反而习惯于听那些不幸的事，倒不习惯于听这稀有的有幸的事了。既然作为苗子培养，不言而喻的是，入党和提干。梆子老太不知该对这样的人怎么说话了。
“胡选生家庭是贫农成分。”她说。
“对。”军人点头说“父母亲在队里表现怎样？”
“一般。”梆子老太说“不积极也不反动。”
军人很不放心地问：“没有什么问题吧？”
“大的问题倒没有。”梆子老太叹口气，表示惋惜地说“他爸他妈的历史复杂”
“唔——”两位军人相对一看，脸色专注而严肃起来，显然是没有料到的。
“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说他爸是个兵痞，卖壮丁，搂一把钱，去了又跑了，回来再卖听说到过广东，云南”
“干过什么坏事没？”军人吃惊地问。
“说不清楚。”梆子老太反而平静地说“他妈的事，更说不清了。有人说，他爸卖壮丁跑到河南，躲到一家地主家扛活，没过十天半月，把财东家的小姐拐带跑了”
“你们调查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查不清。”梆子老太说“我们派人到河南，她老家那个地方，修了水库，村庄搬迁了，找不到下落”
“这怎么办呢？”一位军官摇摇头，犯愁地说“到哪儿去澄清呢？”
“我们也没办法。”梆子老太说“弄不清，先挂起来”
两位军人轻轻叹息着，走出梆子老太家的院子。梆子老太照例用干脆响亮的声音送客人上路：“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