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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名片
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以其建都于北方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为别于南宋而史称北宋。北宋乃由后周末帝禅让赵匡胤开始。太祖即位后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对辽及西夏的战争中失败。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灭亡。共历9帝，167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北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的60%。北宋的最大统治区域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青藏高原、大理国交界，以广西与越南交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99,145万户。
简介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后周末帝柴宗训禅位于赵匡胤，建立北宋。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青藏高原、大理国交界，以广西与越南交界。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99,145户。北宋政权先后与辽、金、西夏对峙。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灭亡。共历九帝，共计167年。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根据研究，北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60%，而清朝在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286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2.9%。显示北宋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
北宋时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西欧人口人均生产总值则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产总值为600美元，当时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250美元。[1]
历史
赵氏崛起
后周太祖郭威当了后周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拥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遂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成为禁军军官。公元953年，郭威派赵匡胤到滑州充任副指挥使。此时正赶上郭威的养子柴荣（郭威之妻柴氏的侄子）被封为晋王，担任开封府尹。柴荣和赵匡胤曾在军中共事数载，深知赵匡胤英武、机灵，就把赵匡胤留在身边，让他改任为开封府马直军使。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养子柴荣
继位，是为周世宗。北汉主刘旻认为周主换人正是灭周兴汉的千载难逢之机，遂向契丹乞师，联合入侵中原。周世宗得到北汉进犯的消息，决定亲自领兵，前去御敌。皇帝亲征的消息传出，众朝臣纷纷反对，周世宗不理睬这些议论，自带赵匡胤等将士出征。是年三月，两军在高平遭遇，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北汉主刘旻亲领中军，大将张元徽领左军，契丹大将杨衮为右军。
开战之初，周军因后续部队没有赶到，处于劣势，一部分将土在众敌面前产生畏惧情绪。周世宗却毫不示弱，立即命令将领白重赞、李重进为左翼，樊爱能、何徽为右翼，向训，史彦超领精骑在中央，赵匡胤与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各领牙兵1000跟世宗柴荣保驾。北汉军开始进攻，左军先向后周军右翼冲击，气势凶猛。后周军右翼将领樊爱能，何徽慑于汉军人多势众，交锋数合，便率几千骑向南溃逃，并鼓惑民众，声言战争完全失败。
在这关键时刻，柴荣赶忙率亲兵策马上阵，左拚右搏，力挽败局。赵匡胤迅即跃马出现于阵前，地位比他高的禁军将领张永德建议说：“现在贼气方骄，将军的部下一向能射，可以从西面登高而上，我带骑兵从左翼策应，两面夹击，必定可以取得胜利！”赵匡胤答允。张、赵两人各自领兵出战。只见赵匡胤一面指挥兵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稳住阵脚，一面亲自带领勇土向右方冲杀，阵斩北汉大将张元徽。汉兵失去大将，纷纷后退。契丹大将杨衮因对刘旻不满，见状也自行撤走。战斗以北汉失利而告结束。
柴荣是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高平之战后，他将樊、何两人及其部将70余人斩首。赵匡胤因在关键时刻力挽败局，赢得周世宗的欢心，也搏得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等禁军将领的嘉许，被任命为殿前都虞侯，跨进禁军高级将领的行列，并负责整编禁军。[4]
北宋开国
公元959年六月，周世宗柴荣在开封去世。年仅7岁的儿子宗训继位，他还是无知稚童，不能处理任何事务，军国大政只好由大臣决断。
此时，赵匡胤掌握军队大权已达6年。他还把一些重要将领拉拢到自己的身边，与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韩重赞、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等结为“义社十兄弟”。其幕下，弟弟赵光义，幕僚赵普，李处耘等。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镇、定二州剌史在赵匡胤的授意下，派员进开封向朝廷送来紧急战报，诡称契丹与北汉联合大军掠境，请求朝廷出兵御敌。宰相范质、王溥未核实军情，仓促派遣赵匡胤率领宿卫禁军前往抵御。[5]
公元960年，后周政权的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兵北伐的途中，策划黄袍加身，逼柴宗训退位，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这就是著名的“陈桥驿兵变”。赵匡胤即“宋太祖”。在当时，除了刚建立起来的宋朝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
于是自宋朝建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便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斗争。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灭了荆湘、后蜀、南汉三地，又于975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王朝，使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
烛影斧声
根据记载，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弟弟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时赵匡胤身体很好，酒后困顿，就躺下休息。宦者宫女皆被屏退离开，赵光义自己来照料皇兄。众人只远远看见赵匡胤和赵光义说了一些甚么，接着蜡烛光影摇晃，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后听到玉斧戳雪之声，听见赵匡胤高声说：“好为之，好为之”。天快亮时，赵光义急急唤人，叫皇子都来，说赵匡胤已经逝世。二十一日晨，赵光义就在灵柩前即位，且一反次年改元的惯例，立刻改元太平兴国。[6]（对于此说法有争议）。
澶渊之盟
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曾把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与辽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宋真宗景德元年，宋战胜了辽，反而订立了“澶渊之盟”，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
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仁宗庆历二年，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这次结盟后，北宋因为边疆战事危机的解除，国内经济发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来神宗时又割河东地七百里。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平等的合约，微不足道的岁币换得北宋幽燕地区的和平，可以讲主要的精力实力放在内政建设和西北的战事上。对于辽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条约，当时的辽内部暗流涌动，及时从南方宋政权的纠缠中脱身是明智之举。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庆历新政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
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继续。长期的战乱使广大北方地区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熙宁变法
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北宋经仁宗、英宗至神宗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规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极一时。神宗为使社会有所发展，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公元1069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赵顼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1069年以後陆续实行。
1069年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变法。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富国方面王安石颁布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两次举行放款，听民户自愿借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十五贯，第五等户和客户不得过一贯半，借贷期限为半年，出息二分。当时民间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为常，甚至有超过两倍到三倍的。
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在法令颁布之后的七个年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募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管辖区内的主户按照户等高下分担。原来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及坊郭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也都得按照户等出“助役钱”，其数目比免役钱减半。
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这个新法，后来又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实行。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场上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剂市场的需求。政府也从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润，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方田均税法。为了保证封建国家财政收入，需要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实行清丈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较了一些负担。
强兵方面颁布了置将法。针对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当时称为“置将”。置将法的推行，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保甲法。这项措施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同时规定在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每一大保须于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同时，设立军器监，全面改善武器质量，提高宋军战斗力。另外，王安石还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但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王安石两次推行新法，均以失败而告终。哲宗元祐年间，英宗皇后高氏彻底废除了新法，宋朝又恢复了原先的统治方式。至此，北宋开始走向衰亡。
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後是失败了。而且後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各地起义
宋徽宗赵佶继位，面对这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北宋王朝，刚即位的宋徽宗先是整顿朝政，可是一年以后，荒淫残暴的本性就露了出来。宋徽宗的腐朽无能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宋徽宗为解决财政困难，于1111年设立“西城括田所”，专事搜刮民财。梁山泊的农民和渔民交不起沉重的赋税，只要武装抗租抗税，所以梁山泊成了农民武装起义的据点。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初即以梁山泊作为据点，坚持了四五年的斗争，直到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河北、山东一带。宋江的队伍最初只有36人，以“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为口号，深受百姓拥护，规模迅速扩大。1121年，宋江率起义军乘船来到海州，陷入宋军重围，走投无路之下，投降了北宋。
由于北宋末年官吏的腐败，迫使人民纷纷起兵反抗。方腊于1120年10月率众在今安徽歙县七贤村起义，建立了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县在内的农民政权。在当时影响很大，1121年夏起义失败，方腊被俘，被朝廷处死。方腊的起义严重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
海上之盟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的政治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辽朝，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政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遣使从登州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
宋廷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果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40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100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
金国入侵
辽朝灭亡后，金朝最高统治集团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中，已经看透北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遂即乘胜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不顾一切，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20万人也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均被金军击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7]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8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
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的准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话，向宋王朝索取1000万匹绢，100万锭金，1000万锭银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7]
靖康之耻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7]北宋由此灭亡。
赵匡胤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取得政权，他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便实行一系列防范武将军权过重、地方武装过强的措施（也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
1127年，徽钦二帝及在开封的宗室3000余人被金兵掳走，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被委派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出外招兵而免于此难，不久在应天登基，金兵继续追杀，他逃到了扬州，后来又被逼无奈，出海逃亡，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市）落脚，暂时稳定下来，这样建立了南宋，是为宋高宗。徽、钦二帝被掠去后，于1135年和1156年死于金国。
疆域
领土范围
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政治
中央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经过这番改革，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是安抚使有时用武人。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科举制度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数量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臣仆，便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赋税制度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朝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两京都城
西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宋王朝，定都开封，史称为东京，从旧制设西京河南府（洛阳），宋真宗设南京应天府（商丘），宋仁宗设北京大名府。[8]此后，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开封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北宋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首都东京、西京和南京人口均超过一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
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那时的开封水运十分兴隆，贯穿全城的水道有四条，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当时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万石到七百万石之多。宋神宗时，由于宋朝开始导洛入汴水利工程，从汴口往西开渠五十里，引伊洛河水入汴河，水深一丈，使汴河与伊洛河相互沟通，东西横贯全河南省境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从开封向北，可通辽国的燕京；从开封往西，经郑州、西京、陕西的京兆府；向西南，经许吕、邓州、襄阳、江陵，直达湖南和两广；往东可达山东沿海各地。那时的开封是一个开放的都市，宗教文化门类多、规模大、知名度高。
久负盛名的历代皇家寺院大相国寺、建于北宋供奉佛舍利的开宝寺铁塔、天清寺繁塔、三大道观之一的延庆观、自春秋保存至今的禹王台、兴国寺塔、大云寺塔、东大寺、古观音寺、天主教河南总修院以及建于民国初年的全省首家女子寺院宝珠寺等，宗教门类齐全。尤其是相国寺是开封历史上一座有名的寺院，中国许多优秀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曾编写过有关相国寺的故事，历经千年，至今香火不断。
北宋开封的繁华盛景，除了文字记载外，最著名的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像一部纪录片，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八百年前北宋东京的生活情景和社会风貌，成为后人研究北宋时各种社会风情和人文历史的珍贵史料。在开封的历史链条中，名人众多，如蔡邕、蔡文姬、蔡漠、阮籍、崔颢、钟嗣成、王延相等在开封写下了各自的一页。“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的唱词唱响了大江南北，一代清官包拯为民申冤的故事家喻户晓。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民族英雄岳飞、图强变法的王安石、一代清官张伯行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近代又哺育了范文澜、冯友兰、尹达、邓拓、姚雪垠、穆青等，令人敬仰。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军事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961年（建隆二年），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
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另外，政治方面，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将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
经济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汴绣、宋绣尤为著名。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丝质产业
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金钱交易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非常发达，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的藩镇割据，便实行一系列防范武将军权过重、地方武装过强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作用，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
全国人口
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绍圣元年，户一千九百一十二万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元符三年，户一千九百九十六万八百一十二，口四千四百九十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一。崇宁元年，户二千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
科技
火药技术
北宋年间，由于其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使得有一些地区相对安宁一些，故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扬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宋朝时火药被首次应用于军事。西方各国的现代战争武器正是由于北宋年间经由西亚各国传播的火药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印刷造纸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文化
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中，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轼、欧阳修，宋彦德[9]等人，而宋朝的词作品也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成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在绘画、书法艺术上，当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东京开封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欧阳修在西京洛阳写成了史学名著《新唐书》；司马光居西京洛阳十五年，写就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二程兄弟也在西京洛阳创立了洛学及后来的程朱理学。北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方面中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
外交
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保持了长期威胁宋朝统治的优势地位。而且在陕甘一带这时又新兴起了西夏。北宋政府对于辽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当时，宋军和辽军、西夏军经常作战、败多胜少。军事上的无作为，带来政治、外交上的软弱，只能靠赔款以求和平。北宋王朝的这种方针政策跟战国时代六国对待秦国的方针路线很相似。
公元12世纪初，在契丹背后兴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金兵在公元1125年灭辽后，开始南下，北宋朝廷无心抵抗，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这一中古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彻底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