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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得到赵煦的暗中警告之后，京畿地区之内各个道观在青苗法实施的过程中，也只能无奈地选择袖手旁观了，不过，蔡道也给了他们相应的补偿。
由于在地方上缺少足够的监督，而且，地方官员也不可能一直呆在一个地方上任职，那样就会导致人去政息，政策反复更会让百姓无所适从，反而会因此扰民。
所以，以如今大宋国的通信条件，青苗法也就只能在京畿地区实施了。
免行法，听过的人可能不是很多。
汴梁城各个官府衙门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均由京师诸行供应。可是，诸行在缴纳物资的时候，要经过层层的盘剥，他们实际付出的物资几乎是官府衙门实际所需的物资十倍以上，这样亏本的买卖，就导致汴梁城内外一些商贩、贫困百姓因作行户而破产者比比皆是。
这样的一个大善的小法，居然也被文彦博和吕公著一同废除了。
不过，这一次实施的免行法却再次改头换面了。
在这次的免行法实施之后，凡是入京之人不论是游学、经商，还是探亲的个人，以及京畿地区担着担子入京贩卖百货或者蔬菜的小商小贩都不需要在缴纳任何的钱财了，而商人入城，按车辆的数量收费，每辆车收取五文钱。
一文纳入内库、一文纳入三司、一文交给工部，一文交给开封府，而剩下的一文则交给兵部，作为守城禁军的军饷补贴，每个月一号发放，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当值看守城门的士兵。毕竟，汴梁城每一个城门的繁华程度都是不同的，所以，只要采取平均分配的方法。
这些钱，看似不多，但是那是要看对谁说得，汴梁城是当今世上的世界级大都市，自身就聚集了几百万的百姓，整体消费能力就非常的惊人。光是一日所征收的进门税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那一文钱如果平摊到每一个禁军的头上，自然是不够的，可只是平分给每一个当值看守城门的士兵的话，还是能够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的。
不过，有得必然有失。
新法在颁布之后，其实，拉车入城的商人损失反而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因为，任何人只要是收了钱，就不得再刁难入城的商人。
谁也不得从车上拿取任何的物资，也不准多收一文钱。
如果，有谁要是真得有那个本事，一副担子挑上几百斤的货物，看守城门的禁军们也不会去管。
不是没有动过歪脑筋。
就曾有一个自认为聪明的商人，他在得知新法的详细内容之后，耍了一个小花招。将车拉到城门口，然后，再找几个大力士将车上的货物，纯用人力就将所有的货物搬进汴梁城，可他的车却并没有进城。所以，按规定自然是无需缴纳入城费。
看守城门的小校拿不定主意，便将这件事立即报告了上去，章惇在得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没事’便将来报信的人打发走了。
既然制定了这个新法，章惇自然在就想到了应对各种想要钻新法漏洞之人策略。
城外的人会玩，城内的人更是会玩。
这个商人不知道，他刚一做出这个举动，自己便立刻上了京城商人们和各个官府衙门的黑名单。
对于这个新颁布的免行法，无论是汴梁城内，还是各方云集而来的商人都是打心里拥护的，自然不容许别人
破坏新法的实施。何况，这个商人没有缴纳入城税，别的商人心里就会不平衡。
这些商人便制订了攻守同盟，对这个商人下达了封杀令。
于是，那个自作聪明的商人猛然发现，自己好不容易运进城的货物根本就走不了多远，因为，他根本就顾不到一辆运送货物到集市的车，所有的车马行谁也不敢接他的生意。倒是官府的开办的车马行愿意承揽这个买卖，可开出的价格居然还是市价的十倍。
这个商人彻底的傻了，他真要出了这笔不菲的车马费的话，他还费那个劲省不到二十文钱的入城费干嘛！
得不偿失啊！
就在这时，有一个汴梁城中不知道的是什么官员的官家凑巧经过这里，一打听，当即拍板准备买下这些货物，刚好，他带的车比较空，正好能够装完这个商人所有的货物。
可是，还没有等到到达那位官员的府邸，官员的儿子就跑了出来，一巴掌就把那个官家后槽牙给打掉了几个。后来，有冲出了不少的家丁，将这名官家五花大绑着送进了开封府衙门。
这位商人懵懂未知，他的货物，对方也没有拿走，而是直接搬下了自家的大车，将车赶回了家。就此闭门谢客了。
这下子倒好，货物还是没有卖出去，可他的货物倒是离着城门越来越远了。
后来，………
后来，整个汴梁城里的人就再也没有在汴梁城见过这位商人了。
而那个无端被牵连进来的官员更是悲催，见过因为坑爹的儿子，而被罢官的官员，却谁也没有见过因为一个官家而被坑而罢官的官员。
不过，说起来，这位官员其实也不冤枉，因为，他的那位管家却是一个非常得宠的小妾的兄弟，为人倒也不是很坏，可就是运气太差。他也不想一想，那个商人运进汴梁城里贩卖的货物并不差，可就是没有一个人上去询价。
而又为什么一家车马行愿意承揽这个交易。
说到底，也只能怪那位官员倒霉。
至于免行法原本的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了。
自新法颁布之日起，无论是官府或者皇宫所需的物资，一律都不得再由诸行提供，而是官府或者皇宫派专人到市场，在公开场合，以竞价的方式采购。
双方交接的时候，先验明货物的质量后，才能开始交易，双方交易必须是钱货两清，也不能因为交易的一方是官府或者皇宫，就破坏交易的规矩。同时，官府和皇宫不能用物品来代替钱财，这也是为了防止杜甫笔下卖炭翁的惨剧继续发生。
而且，在双方整个交易的过程中，必须由御史台派人全程负责监督，管理这件事务的御史，其官职就叫做‘免行御史’。
总之，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大宋朝将监察机构的人员和权利都被大大加强了。不光是京师里的御史台，殿院和察院内的官员的数量被大大的扩充，就是地方上，各州府县也都选派了一些御史去监察地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扩充出来的御史，其权利和责任也被细分了。
不仅如此，异类相搅，是大宋朝皇帝管束手下官员的不二法门。
这一次，赵煦还是采用了兼容并蓄的手段。
将洛党的朱光庭和贾易，蜀党的张商英和吕陶，以及新的一个政党——八闽党，上官均、蔡渭纷纷纳入到御史台、殿院和察院，这些人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蔡渭就是蔡确的儿子，也是丞相冯京的女婿。赵煦这样的安排，自然是为了报答已经故去的蔡确。
不过，出于对朔党的憎恨，赵煦并没有把‘立功’返京的刘挚和梁焘也纳入其中，整个朔党完全失去了监察机构这个阵线。赵煦只是给他们二人连升了三级寄禄官，就将他们彻底的闲置了起来。
农田水利法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赵煦命令，收回了全国的州府县自行修建水利工程的权利，将之全部交给了工部。
这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府巧立名目，无端端收取百姓的钱财，以及没有中枢的命令，就随便乱征徭役。
相比于田赋，对百姓危害最大的，还不是地方官员加收的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而是无休止的徭役。
一旦家中的男人去服徭役的话，家中的主要收入就会陷入停滞，而且，古代百姓服徭役，根本就拿不到一文钱的工钱。
可是，大宋朝在各州府县养了那么多打不了仗的厢军，还不如花钱让这些人去服徭役呢！
不过，朝廷也明言，如果那个州府县的主官认为要改变当地的情况，的确是要兴修水利工程的话，可以打一份项目报告给工部，由工部派人核实之后，就立刻拨付银子，并且派匠师前去指导工程的工作。
工部是不会阻拦地方主官这种主观上想要利民之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