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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两次闯荡好莱坞，都以失败而告终。在那里带给我最大挫折感的，不是影院里稀稀拉拉的观众，而是美国的媒体。
拍完《杀手壕》，公司希望我趁势在美国展开一轮宣传，他们帮我安排了很多访问。同事在这之前提醒我，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美国记者。当时我觉得他在小题大做，我年轻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场面没见过？区区一些媒体记者，又能把我怎样呢？
事实证明我错了。
“你的名字怎么念？” “你是李小龙的弟子吗？” “你能徒手打碎砖头吗？”“你能表演一下空手道吗？” “请你秀一下功夫！”……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时袭来，我有点招架不住，心里也非常地烦。我已经是红遍亚洲的明星，所有人都对我尊重有加，你们凭什么像耍猴一样耍我？当时有一档电视节目，我专程从洛杉矶飞到纽约去录制，出于对主持人问题的反感，加上自己英文差，我全程没说几句话，最后人家把我的专题直接砍掉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房间大哭一场。所有这些都超出我的预料。我是犯了什么病，放着好好的亚洲市场不顾，跑来这个没人喜欢我的地方？
回到亚洲，又拍回成龙式的动作片，自己觉得很爽，但我的同事们从来没放弃把我推向世界市场，而好莱坞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一块宝地。80年代的两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995年，我再度重整旗鼓来到美国。
这一次，我要自己选择电影项目，不再任人摆布。我知道哪一种电影才是适合我的。
刚到好莱坞，对我的邀约就一直不断，全部都是当红的导演或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希望我在《黑雨》中饰演日本杀手，史泰龙希望我与桑德拉·布洛克合作，扮演一个超级罪犯，之后又希望我在新片中饰演毒品贩子，这些电影都被我推掉了，我觉得角色不适合。与此同时，我自己做了一个剧本，那就是和唐季礼合作的《红番区》。
这部电影虽然是香港制作，但从一开始就立足国际市场。影片主要场景设置在纽约（后来是在加拿大完成拍摄），很多演员都是老外，很多对白都是英文。嘉禾的两位老板邹文怀跟何冠昌认为，这部电影有可能帮我敲开西方市场的大门。
1995年，《红番区》在美国上映，首周末即拿下980万美元的成绩，成为首部登上美国电影票房榜首位的香港电影，而且还是配音电影。美国的发行公司New Line Cinema 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强大的宣传力量，我再一次面对美国媒体时，这次的情况与之前有了巨大变化。我成为当地杂志的封面人物，出现在很多电视访谈节目中，大家都在用热情和欢迎的目光迎接我。
也是这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了真正的“成龙电影”的首映式。走在红毯中间，摄影机照相机不断地闪光，人们大声尖叫着我的名字，这一刻，我知道自己成功了。在那之后，我的三部香港电影《霹雳火》《警察故事4：简单任务》《一个好人》也陆续在美国发行。拍摄《一个好人》期间，我受邀在好莱坞的中国剧院外面留下了掌印、脚印和签名。
1998年，我与克里斯·塔克合作的《尖峰时刻》在美国上映，电影获得空前成功。影片的续集《尖峰时刻2》和《尖峰时刻3》分别于2001年和2007年上映。尽管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我也借助后两部片子的机会，把两个国内的年轻演员章子怡和张静初介绍给了西方观众。2002年，我的电影《燕尾服》刚刚上映，首周末就以1500万美元的成绩登上北美票房榜亚军。同年10月4日，我受邀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次的美国之旅，终于没让自己失望。
在那之后，几乎我的每部电影都会在全世界的主流市场上映，《上海正午》《环游世界80天》《功夫之王》《邻家特工》《功夫梦》《尖峰时刻》系列则都是美国制作。现在想起这些年的经历，跃进脑海的不是那些台前的尖叫或掌声，而是幕后那些大家并不了解的时刻。
我带着成家班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开始也被别人瞧不起。第一，英文不够好；第二，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刚到那里，只是给人留下不守规矩的印象。这是因为东西方工作风格的差异。举例来说，西方的片场讲究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非常明确而细致的分工。抓电线的就负责抓电线，装镜头的就负责装镜头，打灯的就负责打灯，你不能去碰人家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则是大家都是全才，现场需要做什么活，都是随手就干，为的是效率。
我希望什么都很快，但人家不是这样的，就连说话的语气都不同。在国内片场，大家是“来了来了来了！”在美国片场，人家就是慢悠悠地拿，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种差距，我们在老外眼里是不专业，老外在我们眼里则是没效率。后来大家天天工作在一起，我们也慢慢适应他们的工作方式了，大家就相处得很好，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尤其在看到成家班真正的本事之后，他们没有人不佩服不鞠躬的。我们用真正的能力来服众。现在你在国外只要一提成家班，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他们都不需要申请，已经是各国特技演员工会的荣誉会员。
我过去是从武行做起，在片场看过很多很原始的工作方式，在拍动作戏的时候，武行们几乎都是不要命的。一个危险动作下来，摔伤了，没事，马上换下一个，大家觉得很正常。这在西方人眼里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我刚去那里的时候，希望给老外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看看成家班的厉害。拍摄《上海正午》的时候，我想拍摄一个空中翻腾一周半，脸摔地的动作。我跟摄影组要求把机器往后拉，他们说不行，这样地上的垫子就穿帮了。我说：“对，我就是不要垫子。”我点名成家班的伍刚做这个动作，不戴任何护具。因为我自己懂这些，心里有底，知道他不会出什么问题。果然，伍刚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动作，并且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护住了头部和脸，全场瞬间爆发热烈掌声。
我看了看监视器，脸上很平静：“不够好，再来一个。”大家都傻了，过来说：“明明很好啊！为什么要再来？很危险啊！”我没理他们，用中文低声问伍刚：“行不行？”“大哥，没问题。”伍刚又做了一遍。我面不改色：“不行，再来。”第三遍之后，我喊OK，过了。伍刚的手、肘、膝关节全部肿了在流血，我也很心疼，但我知道这三个动作之后，没有人敢再看不起成家班。其实对我们这些从小就受艰苦训练的人来说，这点小伤真的不算什么，但在老外眼里，他们觉得我们简直不是人，完成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果然，从那一刻起，剧组所有的人都很尊重我们。后来好莱坞在拍动作片的时候，都会拿着成龙电影的录影带去找能胜任的动作团队，并且跟他们说，我就要这一种——Jackie Chan style。
第一次见到史泰龙的时候，是在他的片场。
在那之前我们没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请我。可能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西方有点名气，媒体上面也有一些报道吧。有天我在香港，公司同事说接到史泰龙的邀请，请我到美国去看首映礼，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他们说，是真的，大哥。我就觉得很兴奋，他在我看来就是超级巨星啊，也是我的偶像，他竟然邀请我去看首映礼？同事又说，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史泰龙让自己的秘书从美国飞来了香港，还带了两张机票，要陪你一起飞回去。我就觉得很感动。他那个秘书也很惨，三十几个小时就光坐飞机了。
在飞机上我想，他为什么要请我去呢？想不通。就跟经纪人商量，如果到了那边情况不对，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我英文又那么差，咱们就转身就跑怎么样？
到了机场，已经有车等在那里。第一步，工作人员先把我带到史泰龙的家，说是要带我参观一下，给我介绍这是他的收藏，这是他的画，这是他的健身房……我还去他的健身房里面做了几下运动，心想，我居然在用史泰龙用过的健身器材。过了会儿，他的助理走过来，看了看表，说，我们现在出发去片场吧。
我当时心里有些嘀咕，他没有来接我的飞机，去他家里他也不在，是为什么呢？到了片场，刚好看到他正在拍摄。他远远地看到我，跟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稍等一下。很快，我听到他喊Cut，接着说，OK，lunch time now！然后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当时他们正在拍摄的是《超级战警》（Demolition Man），同戏的主演还有大明星韦斯利·斯奈普斯（Wesley Snipes），他看到我，也过来大力地拥抱我。当时史泰龙一把把我从韦斯利身边拉开，那个样子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朋友，只能我来抱”，很可爱。接着，他拉着我的手，站到剧组所有人面前，像是介绍一个重要人物那样，把我推出来，对大家说，Hey，Jackie Chan。现场爆发热烈掌声。然后他拉着我穿过很长很长的帐篷，两边都是演员和特技人员，那些人都唰地一下站起身来，齐齐向我鞠躬！我被震住了。一边走，很多特技人员都过来握我的手，我心想，原来自己这么厉害！
原来史泰龙是故意要让我到片场看他，还特意把上午的戏份延迟，就掐着时间，让我抵达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拍最后一个镜头。后来他带我去他的化妆车，一上去他就把电视打开，里面正在播放一盘录影带，我一看，竟然是我的电影！接着他把柜子拉开，里面齐刷刷都是我的电影！
他说：“每当没有灵感的时候（When we run out of ideas），我们就会看你的录影带。我们都在学你的东西，我真的很欣赏你，谢谢这次你能来。”那时候我英文很差，我们俩对话还要通过翻译，自己就只能说两三句“Thank you so much， I’m so happy。 You are my idol ”之类的话。
那时候我才知道，美国所有的动作组都在拿成龙电影做教材。我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