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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一批作品翻译进中国，捷克作家昆德拉对媚俗所作的斗争也被一些中国人认同，于是媚俗一词若隐若现地在某些圈子里流行，陪随着偷偷发笑的上帝。
媚俗的行为和意识因为大众传媒的渗透日益加强，愈演愈烈，也就是越来越妖媚惑众，连现代性也穿上了媚俗的长袍，越来越成为了艺术本质所面对的主要敌手，但文化人自觉意识到这种行为并身体力行与之不懈努力作对的却并非只由昆德拉始，我们的文章大家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东坡先生自己深知这一点。一天吃完饭，东坡扪腹徐行，这是他最轻松的时刻，便和跟前的侍儿们打趣，让她们说说腹内都装了何物，侍儿们各有见解，有说都是文章的，有说都是识见的，东坡都不以为然，只有他最贴心的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果然是红颜知己，东坡先生捧腹大笑。
东坡先生对自己的文章对自己的识见等并不最在意，他最明了也最鸣得意的是他的不合时宜。也就是他的不媚俗。虽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
北宋中叶，号称“百年无事”表面太平繁荣，内囊却积贫积弱成大疾，官僚臃肿无能，急需除弊改革。于是出现了王安石变法，此举顺应社会潮流，开始深得民心和舆论的支持，东坡先生也明知自己“若稍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就没有随声附和，反而上疏，极论新法不便，而且写诗嘲讽新法，于是得罪下狱，史家称之为保守党。他对盛行于世的“王氏之学”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希风承旨的学说，鹦鹉学舌，无力自成一家。后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本该他乘风破浪了，却又不惜与之力争，以维护新法中为百姓有利的部分，于是又被旧党排斥下去。人称其“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在元佑则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他对世态事物和名重一时的文章坚持自己的独到看法，不附会任何权势。他如是说：“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当时“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希合风尚之归，以颠倒于其笔舌。”媚俗之风甚盛，东坡先生不屑为之，他对政治和政策的嗅觉远逊于他对那帮以媚俗为能事的政客和风派文人的反感，他起主导作用的是文人的敏感，文人的良知，还有读书写作建立起来的超凡脱俗的人格。他和社会改革家们的视角不同。在法国也曾有过浪漫主义大师雨果写一个死囚的末日以人道主义的悲悯反对死刑，又写九三年，在法国大革命的轰轰烈烈气氛中，倡导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自然是包括对路易十六执行死刑的革命行为的一个不和谐音符，但却是雨果自己对人类和社会进行思索的独特音符。同样不能简单地用革命党和保守党来划分。
在俄国，沙皇黑暗统治时期曾经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呼唤过革命的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主编新生活报，开辟不合时宜的想法专栏，对强权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压力深表忧虑，反对激进的社会政治倾向，与真理报论战，直至被查封。
知识分子的含义之一种就是对现存秩序说东道西指责现状的人。也有人说是社会良心。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坚持自己看法，不怕被政治和专制政权，甚至世俗扼杀的一种人，苏东坡心里清楚自己属于这类人，晚年给弟弟苏辙写信时曾引平生敬重的陶潜临终遗言：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其实也是东坡先生自己的晚年写照，而他招至的这种俗患，使他处境艰难，与凄凉孤独为伴，他的放逐在某一点上，又与雨果在拿破仑三世复辟帝制后的流亡生涯，昆德拉在苏军占领布拉格后作品被禁不得不移居国外等何其相似，雨果再不能获路易十几的年金赏赐了，昆德拉也难以争取国家奖了，苏轼也难以金殿应对，封相封候了。这种避开热闹中心的落寞生活大都使作家进行更深沉的思索，作品出现新生面，东坡先生也不例外，他贬在黄州的生涯使他在人格与文章上又高一境界，他反省自己少时“专为应试而已”的读书作文，以及后来“举制策考论是非，以应其名”的制科人习气。他在离开了人生喧闹的同时，也洗去了人生喧闹的色彩，他寻找到了最纯静最诚恳的自我，就连他广为人知的东坡之号也来自黄州，充满了清新的泥土芳香。此时东坡居士登舟放乎赤壁中流，见“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嘎然长鸣”时，确也荡扫得尽胸中俗念。这一后赤壁赋，虽然没有引出什么高深结论，行文的放松与超然，却比名声如日中天的那此策论什么的名篇要胜出几分。
此时，东坡先生不再对社会察颜观色，也不再理会朝堂的哄吵哄闹，他在江上清风，东山月色里寻找到了一种欣然自得，淡然自乐，天然自慰，恬然自诩。他以更高的姿态和心态脱离了媚俗，铺垫成功了写作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的神气。当他吟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胸中已经不再偏激，虽然状如手执铁板，却有从容的镇定，如此峥嵘，也能一落千丈归于平淡，一樽还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