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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丢了一棵树在院中，对花草我不通一窍，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我和内子不时经过，都很喜欢它。树高尺余，枝干苍劲，蓄势待发，披枝横迤怒走，如一盆景，被我移植到家中点缀阳台。其实秋季不适合植物移植，但它坛土曝露在外，若不移植就要枯了。为减少水分流失，我大刀阔斧进行删剪，只留四五长枝，还有数片叶子零挂树梢，赫然挂了北方清秋时树木的相。
去图书馆借书时，聆听父亲摆在书架一侧，静如花树，悠然而立；不打眼的封面就像不和群的小孩，任他旁人笑语，顾自玩自己的。我喜欢这种静与素，像深夜里的人审视自我。书的作者是台湾作家张大春，父母是山东济南人，四几年国军撤退时跨过海峡做了对岸的人，他也就成了生长在台湾的山东人，据说在台湾文坛很有些名气，记得阿城或朱天文赞过他。阿城和朱天文的文章我都喜欢。阿城的闲扯，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味道；朱天文文章字眼里冒出幽幽之凉我亦喜欢。张大春这册书很得我意，人事都与山东关联，时不时蹦出的山东土话感觉亲切。那些土话在故乡时自己也不断说，但是离开久了，乡音已迷失在普通话里，在别人的文章里听见乡音犹如他乡望见故乡的月，分外明。
聆听父亲是个容易会错意的书名，其实，它是张大春写给自己孩子的书，父亲是个借指，指自己以及祖家的先辈——整个济南懋德堂的张氏家族。每个家族都有一部述而不作的秘史，里面的故事或远或近，通过长辈们有意无意的述说，成为孩子最早听到或者借鉴到的经验之谈。其中，有家规、经验、反思以及自省，长辈们零碎的说，一点一滴渗到孩子的骨子里。聊天在山东土话里叫拉呱，或者是拉闲呱、闲拉呱“呱”一般指事、典故、故事。拉闲呱时没有固定的状态、姿势，可以随时跳出故事，也可以随时跳进故事，象意识流。张大春就这样讲述故事，有时正讲得趣的故事突然就蹦到了跟主题无关的事上，随即又在适度的时候拉回来，故事并不杂乱，人物如刻在雕版上的线条，清晰可辨。这本书来对我而言，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在听张大春拉他们家族的呱。
我觉得好文章应该是“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一枝花见一世界，一木看到人世浮生。这种文章写来不易，像如椽巨笔在方寸纸间绘仕女望春山，仕女要眉目清楚，山要淡而有影，不能只写意，还要工笔。聆听父亲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人伦载着家道国运，三者交织在一起。作者由人到家族，人在家族里行走，家族在国运里颠簸，国运成为远景，淡而有影衬照着人。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张氏家族五代人生活的底色。作者无意浓抹那个时代背景，只说家族以及家族里的人。社会就如一场风，无论顺风逆风，人都行在风中，从他们被风吹荡起的裤管衣角间，能看到社会背景的激荡。因此，这是一个家族的琐碎记忆，不是传奇，更不是个人传奇，这是家族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在变革时代家族里的小事。说国、谈民族，这些太大，太远也太深，回来说家族还是要说人。
人们往往说人类是社会的主题。其实，这话太高深，也太空洞，单个的人放进社会，就如显微镜下的细菌，无足轻重。只有把人放到小的更为局限的环境，比如家庭里，才能感觉他的大，犹如小孩仰望父亲，发出高山仰止的感叹。张大春在聆听父亲一书中的表现大抵如此，后辈仰望先辈，仰之弥高。没有这些具体的先辈就没有自己，他们是根，张大春循着根系一路上溯，在张氏家族生发出来的庞大树脉上追寻自己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及父亲的同辈和朋友，最终寻到逻辑上的自己，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从那里来，到何处去。书的创作过程，也就是作者寻找根系的过程。因此，在聆听父亲里我们看不到主角，又都是主角，你（未出生的孩子）是个听故事的人，而“我”是个讲故事的人；我们是故事里的人，又都是寻找故事的人。
逻辑上的张大春包括肉体和灵魂，缺一不可。肉体是父母赐予的，灵魂虽然受到外界的各种影响，但我们接受的来自父母、家族的思维方式，一直是灵魂的基石。从启蒙开始，我们就在学习父母经验论的模仿中长大，然后再接受他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最初的习惯最难更改，张大春就在书里再三提到曾祖母的家规：“饺子，猪肉馅儿的要和韭菜，牛肉馅儿的要和白菜，羊肉馅儿的要和胡萝卜。”这与其说是曾祖母的家规，不如说是曾祖母的认识，一代一代通过祖父、父亲传到张大春这里时，生活常识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公理——最后转化成哲学的思维方式。每个人的习惯、思维方式的一招一式都有来头，来自父辈们的先验论。这些先验像琐碎滑稽的噱头，却是一个家族本色的精魂。人就在这种滑稽的精魂中成长，在潜移默化中继承着这种无厘头的精魂。当然，在这个出过读书人、出过生意人以及伶人的家族里，还有另外一些精魂，比如旧国学的对联、书法、胡琴、戏曲诸如此类——属于民族精神的魂魄。
张大春说这是写给未来孩子的书，我以为他的读者应该是三十岁外的人。人到了这个年龄有了责任，也有了沉思与反顾；曾经潜移默化得来东西，渐渐的化成审美的思维定势，在沉思与反顾中释放。张大春的沉思与反顾里还有父亲的乡愁。父亲说的那些人事、故物、乡音，一点一滴地渗到他骨子里，在过滤以后，泣血之叹化为一缕清愁。虽是一缕清愁，但已不是隔海的张望、揣摩，而是把性命同父亲和家族连成一体。那些线条勾画看不清脸如一道似隐似现的背影恍惚在背着脸跟他说话的祖先们，不在是他们，而成了“我们”父亲痛，他亦痛；家族的隐痛，也是他的隐痛。寻找家族根系，其实就是从知会到体认的过程，因此他在一九八八年回乡探亲离开祖家时，对着“文理密察”匾额磕了四个头。他的认同，如老年的张爱玲面对家族先辈的照片时的沉痛之语“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家族记忆也罢，家史或家族精神也罢，宛如盆景花树，缩龙成寸，蓄势待发，内敛着精与神，默默地固守、滋长。人到中年或老年后它开始疯狂的长，伸进我们的心，慢慢地吞噬，一不留神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