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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你好：
当我拿到你的印象一文时，儿子说一个叔叔给的，我开始不知是谁？当我看到第二页时，才明白是你所写。看完后，坦率地讲，我感到惊讶，惊讶的是你的文学的功底之深，是我始料未及。因为当今的社会愈来愈浮躁，读书的人愈来愈少，何况高平这个弹丸之地？请原谅我的孤陋和短视抑或潜意识里的自傲。随后是欣喜，近在咫尺竟有了这样的“同谋”当我第二次看完的时候，我的胸腔里升起一股暖流，为你对我习作有着细心、精准的解读。我感动了，我的眼眶有些湿润。虽不敢以愈伯牙自居，但却有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应了那句老话：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在这闭塞的小城，实在是难得的幸事。
首先感谢你的溢美之词。受之有愧。在一个你过谦了，你干着一份行政工作，仍能以几近专业的视角来审视和品评我的习作，可见你的文学底蕴是非同寻常的。也说明你的人是不入流俗的。
让我肃然起敬的是你读书时的认真和细致，诚如你所言，步明“他错误地把祝步升当作敌人，其实真正的敌人是世俗和功利，和一个文人对自我的‘灯下黑’式的认识。”你说的这一点也是正确的。实际上真正的敌人是源于邢步名的内心。他还是一个未能脱俗、进入佳境的凡夫俗子。胸无块垒，则神情气爽；心无智慧，会一叶障目。在小说的文本中，步名是迷惘的，他陷于现实的沼泽地无法自拔。他入世深，却不知怎样出世；这是他最终至结尾，都没有参透的一点。这是他的个人“悲哀”当然，如果他一切都明白了，作品的后半部就没有了情节的跌宕和人物的冲突了。你的独具“慧”眼看准了这一点，这篇作品确实存在着硬伤。对步名的“逃离”确实缺少有力的铺垫。（况且有的伏笔直到最后都没有解开。）步名的“逃遁”可以看作他自己精神的突围。这一点是他文人性格的使然，但是步名没有料到他精神的突围后，他依旧脱离不了现实生活的樊篱，甚至更多的压力使他无法喘气。你在文章结尾的时这样写道：“你拒绝烦扰的都市，本能的躲闪俗市的侵扰，可为何走向那深浅莫测的泥塘呢？”这句话问得好！点到了步明的死穴。也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这一点也是形成步明初出茅庐而导致他滑铁卢的重要原因。有句俗语说的好，熟读圣贤书，卖于帝王家。中国文人自觉能修成正果的最终结局，无非是学而优则仕。这种渗透于血液中的传统，代代相传。仿佛是不可改变的基因。可文人的悲哀也正是如此。步名仍不能免俗。尘世的五颜六色令步名浅尝辄止，但他最终要回归于梦乡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怪圈，也是步明的宿命。只是时间的长与短罢了。作家是一个特殊的行当，说崇高些它是使命感也好，说低俗一些是作家的责任也罢。但有意思的是这种责任和使命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没有人强迫。由此我想到古代的屈原，海明威、川端康成以及三毛的自杀。这些人应该说是纯粹的文人。其自杀的理由除了感觉到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意义以外？在无法突破自己的时候，他是否感到了生命的无聊？这种大的孤独可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否则找不出在合适的理由。我记得当代先锋派作家，清华的教授格非先生在文学院讲课的时候说：“一个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必须形成一种对视（大意）”是的，中国的作家太过于掺乎“现实”离“现实”太近。这是致命伤。游离于现实，生存于生活的边缘地带，是作家一种不错的选择。传说前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合计要把文学奖颁给中国人的时候，首选是诗人北岛，但觉北岛年轻似乎资历太浅。也考虑过给著名作家前辈王蒙，但后来给了旅法作家高行健。高的创作成果和王蒙比相差甚远，除了意识形态的东西以外，暗藏的玄机是否就在这里？
邢步明恪守着自己道德底线（或者说文人的迂腐）。用温情主义和理想主义跟“磨刀霍霍”的郑柯、祝步生们这些冷酷的“职场老手”相比，实在是太业余、太稚嫩了、太理想化了。实际上不能相提并论。仿佛一介书生和泼皮论理。其实，我并无意苛求这些可怜的“小政治动物”们，和“政治大腕们”相比它们的破坏性力量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职业的锻造使他们已近似于冷酷的机器人。这是职业的使然。比如，杀人，这绝对是法律不允许的！但且慢，果真如此吗？自卫，还有在战场上，杀的人越多，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越大。所不同的是，只不过正当防卫的正确与否是法官说了算，战争是政治家说了算。当然战争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但不管是与非，战争即意味着珍贵生命的消亡。所以欺骗大众是政治家的职业特点之一。说政治肮脏的意义可见一斑。大众、民主、法律和道德、道义以及民间的力量在于阻止和警惕暴君式的政治人物不在重蹈历史的覆辙。对于我来说能勾勒出我们的世像、百态，令我们自身清醒也就足够了。在郑柯们的心里道德的标准已经移位，甚至已经伤失殆尽。这是最要命的。中国近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发展，最可怕的是道德的沦丧和颠覆。一个社会光依靠冰冷的法律不一定是件好事。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一道最后防线。所以社会道德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多道德是维系社会平衡、和谐的重要砝码。所以道德的力量不可小觑。然而我们的公仆们能经得起自己扪心自问式的道德拷量吗？不敢说所有的人是病态，但大部分人是人格分裂的；是个人的病态，还是社会的病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像只鸵鸟一样羞愧的将脸埋在沙子里，但裸露着的屁股往哪里放？
回到作品，当时我确实有着急于表达的欲望，所以造成过于拘泥于现实，未免过于直白。直抒胸臆这是小说的大忌。准确地说，敌人是一篇小长篇，也是我练笔为后河纪事做准备的。当时我是在红袖网站上写作的，回看了一下从去年二月初到结束，时间上有些仓促。几乎是每两天贴一篇，缺少了缜密的思考，只想着一气呵成。实际上好的小说是要经过咀嚼、发酵、过滤才能成为好小说的。在网上开头写的简介是这样的：一对亲兄弟为了各自的目的、追求，烈火般的欲望使他们的亲情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他们用被扭曲的心灵、贪欲和被异化的灵魂变为行动上演了一出闹剧。我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来铺陈作品的。限于自己的笔力不逮，可能会使人物变形。
你在文章中说，邢步明的“离职出逃”是一种本能的召唤，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此刻得到了升华。出逃——莫如说是他自发的、小心翼翼地完成了一个人格的修理和维护。难得你能这样的理解。上升到文学的标准以及理论的范畴，用人格和人性的尊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邢步明，是合理的，也是唯一的窄门，遗憾的是在朋友中能这样解读作品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这也是他们无法解构敌人的重要原因。作品其积极的意义在此也就被无形的消解掉了。我想，一个喜欢做梦的人是否只有在田园里，在桑麻中或者在书斋里，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是不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而且不断被人重复的命题？
中国传统的文人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是喜欢被御用的。当今也不乏其人，因为一经御用便犬马声色，吃香喝辣，花天酒地，风光无限。但也有清醒之士认识到，文学脱离了主流，文学的边缘化也正好给文人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去处。我窃以为，这是文学的幸事，文人不再浮躁的时候，说不定哪条“文学的大鱼”在某个黑暗处正悄悄的起航，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向我们驶来。
和你交流是精神的会餐。携手同行，高山不再仰止；即使我们不会有顶峰相会的那一刻，即便我们是身负背囊孤独的行走者，有朋友的一路相伴，我便不再孤独，徜徉于自由的精神世界，便是愉快的；因为在你的前方自认为是通往天堂的路，你便是幸福的。
爽哉！快哉！愿交流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