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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车轮滚动，卷起漫天黄沙灰尘，颠簸辗转，终于驶进了广州大学城，东绕西拐，才看到了古板、笨拙的中山大学——我曾经幻想着我的大学宛如风姿绰约的女子，怀抱琵琶，弹奏着古香古色的名曲，然而我错了。
不，我猜对了，可惜那是中大的南校区，而我将要在此度过四年大学生涯是所谓的东校区。我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是这个处女地的拓荒者，但我不快乐，没有捷足先登和敢为人先的快感，因为我不喜欢吃鱼，也讨厌劳动开荒。
我终于明白那趟车为什么颤抖得如此厉害，比我第一次对我的情人表白的时候颤抖得还要紧张、激烈，因为它欺骗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不毛之地，于它的心有戚戚焉。虽然满载着我们一大帮年轻人沉甸甸的梦想，它仍然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也许它信基督，也许它信佛教，也许它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管有多少绚丽的假想，现实就摆在我的面前，我想要逃脱，却被它死死缠住，不管情不情愿，我还是要留下来的。
宿舍很华丽，甚至很气派，有点奢侈——对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无产阶级农民而言，毕竟交了一千五百块人民币，怎么也得体验一下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享受从住所开始，祖先巢人氏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发明了巢，再后来我们进行到掘洞而居，祖先早就清楚居住的重要性了，作为现代的文明人，不能不走在前头。所以才会有房地产泡沫，拼了老命也难在广州买一套房子，还是以天为被子，以地为床板最为实在。宿舍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四张高高在上的床平均分两张排在两边，床下面的书柜，既有摆放电脑显示器、键盘、机箱的位置，也有放衣服的柜子，还有让你放书的书架，几乎每一样都给我们考虑到了，却万万没想到本人三级残废，要爬到那么高的床上去，真如攀登珠穆琅玛峰一样艰难，每次爬床我都怨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童年的时候给我拔苗助长，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羡慕起段誉的凌波微步来。宿舍的设备齐全，还考虑到某些同学风扇吹多了会感冒，无论是从人文关怀还是从节省医疗费用的角度来讲，装风扇都是多此一举的。因此他们不给我们装风扇，所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那就是宿舍人人都买了一台“钻石”牌风扇，每天晚上呼呼地吹，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不说，鄙人就因为吹多了不幸感冒兼发烧了好几次，花我医药费不说，前往医院看病受到的精神损害更是严重。总的来说，我当时是大喜过望的，岂不知，凡事过度了就变成了坏事，太欢喜了反倒成了忧伤了，再好的食物吃多了也会撑死，我也就明白为什么青年人性欲强而中老年人性冷淡。
本以为宿舍一无是处，正想破口大骂，可是不觉中移步到了阳台，可谓坏的事情遇多了，肯定会有好事遇上的，所以就有很多老复读生。尽管阳台前面的铁栅栏被油成娇艳的深绿色，单看其中的一要会觉得它很唐突、不知趣，可是它们这们一排直直地站着，竟有一种和谐美，他们此刻就是训练场上英姿勃发的士兵，它们此刻就是我家乡田野里一排排的玉米。我想，浮躁应该休息了吧，我需要平和的安静，于是，我搬了张椅子在阳台那里坐着，紧闭双眼，思索着我今天干了些什么，我为什么会来到广州，我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地方，我为什么又会想起这些事情。
阳台的对面也是宿舍楼，和我们宿舍楼的名字一样，也叫做明德园，很好的名字，其他的几幢叫做格致园，有的叫致善园。不幸的是，对面楼也是男生楼，我躺在椅子上欣赏对面女子的妩媚或柔情或活泼或热烈的构想被打破了，我一直以为女子是美的化身，很多女子我凝视着她们时，我就觉得心旷神怡或心如止水，至于强烈恶心翻江倒海想吐的情形尚未尝试过，一来我是个环保主义者，二来我不会凝视那些长得实在抽象的女子或者那种自以为风情万种实则像老王八的女子，干吗要窥视人家的缺点呢？我没这种爱好。没有女子看，虽则遗憾，可是上帝在关闭了这扇门的同时又为你打开了那一扇门，我这样说的时候觉得上帝极像老顽童周伯通。其实男生也有很多的看头，毕竟母系社会只存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就到了父系社会，然后世界的文明史基本上由男人创造，中国的女皇帝也只有一个武则天，而慈禧这贼婆娘还没有称帝的胆魄，可见男性创造力的伟大。可惜这种创造力被他们用在了危害人类而非造福人类上面。
对面宿舍楼的政务院的哥们真牛，不愧是学政治的，经常分析国际局势，关注民生问题，常常论战到三更半夜，有时候竟意犹未尽，如同当年汉宣帝召见贾谊时的秉烛夜谈。我在阳台上修身养性时，老为他们的争论骚扰，身心皆痛苦不堪，可我仍佩服万分；有时于梦中到了柳暗花明、时来运转的时候为他们的爽朗笑声惊醒，甚为惋惜却敬佩他们的忧国忧民，他们的精力如此旺盛不去当国脚天天射门，国家真是糟蹋人才啊。盖因我孤陋寡闻，不会听粤语，虽然仰慕他们并想听他们的高论，无奈听力太差，而后学了一下粤语，发觉他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女人，他们兴致盎然地争论一番后再骂娘骂老子，我的佩服之情不减反增，他们居然天天研究这个话题研究到深夜两三点钟仍不厌烦，可见他们的忍耐性超凡脱俗，我等望尘莫及。他们研究女人如此深入，恐怕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得即位让贤了。我纳闷他们为什么不到性别研究所去搞研究而来中山大学读政务院？莫非女人和政治有着莫大关联？后来慢慢习惯他们的喧闹了，有时候坐在阳台上听不到他们的吵闹还觉得浑身不舒服，人就是贱。
可是遇到了一个噪音专家，我从此永无宁日。对面有一位仁兄受我校一位时常戴着鸭舌帽的音乐老师的影响，爱上了唱歌。天啊，他如果唱的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如果他是个男中音或者男低音，那我想我受到的折磨会大为减少的。可他偏偏一米八几的身高，中气十足，声音嘹亮，说话如打雷，爱唱民族歌曲，同时兼练美声。这下子我真难熬啊，本人自认为抗压能力很强，在电闪雷鸣时震耳欲聋的声音也不曾吓着过我，见了他，我才知道自己的幼稚可笑。这位仁兄每天清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就站在他的阳台上对着我们宿舍楼放声高歌或者是啊啊啊地练嗓子，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搞错对象了，男同志唱歌给男同志听。我总是在迷迷糊糊中被他吵醒，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回到了老家，我家养着的那只大公鸡又在发情地叫唤了。我怒火万丈，恨不得提我的西瓜刀把那些母鸡全都宰了，让那只公鸡当一个可怜的光棍。可是发现自己还是在宿舍里，噪音的制造者是活生生的人也。本人读的是法律，不敢知法犯法，去犯下故意杀人罪，虽然这地球人多余的人太多了。我决心探究他突然喜欢唱歌的根源，于是跑去听了那个音乐老师的一节课，登时恍然大悟，原来那老师鼓励学生每天早晨起来练嗓子。可这位仁兄举一反三，不仅早上练，中午练，下午练，半夜也练，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传来桃花盛开的地方，高唱祖国、社会、家乡的美好。他诚挚的爱国之心虽然难能可贵，可是莱特兄弟说过“据我所知，鸟类中会说话的只有鹦鹉，而鹦鹉是飞不高的”口号喊得越响的人，心里就越虚。对这位仁兄误入歧途我很是忧心，想给他的老师提个建议，让他别练了。人有自尊心，可是人更要有自知之明。但是当我了解到那音乐老师之所以戴着个鸭舌帽并不是为了模仿周杰伦，而是未老先衰，头上几乎成了不毛之地，搞音乐的人死得早，舒伯特31岁、莫扎特35岁、比才37岁、门德尔松38岁、肖邦39岁、施特劳斯45岁、舒曼46岁、贝多芬算是强的了，活了57岁，再看我们中国，聂耳、洗星海、乃至当今歌手张国荣、梅艳芳，作词家黄沾等等，都早早远离人世。于是我动了恻隐之心，不再去追究他误人子弟的责任了。可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没有灭亡，因为我现在还在写字，所以我爆发了。某天深夜，他又在对着我们宿舍吼了起来，我忍无可忍，出去骂了几句他娘，估计几个宿舍楼的人都听见了，因为我的嗓门特大。他或许良心发现，突然不吱声了，我以为他从此会改邪归正，不禁对自己的教育艺术大为赞赏。岂料第二天又继续听到杀猪般的嚎叫，我在阳台那里坐着的时候，不寒而栗，怕鬼来吃掉我。
讲完了这位歌唱家，也得讲讲其他的乐器家们。“无丝竹之乱耳”乃刘禹锡自鸣得意之言，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可如今才发现我真的挺羡慕他的。对面的兄弟们很多都有艺术天分，有的天天在吹笛子，有的天天在吹萨克斯，有的天天在弹吉他。那位弹吉他的老兄，说句公道话，和吹笛子、萨克斯的人一样，不至于让人听了想掐死他们。他边弹边唱，我听着听着就察觉他的歌好像跟不上调了，我热切盼望着他能赶上去，然而我越是期盼，他越是被甩在后面，最终，他跟上了，我松了一口气，总算跟上了。岂知他跟上的时候，已经是歌曲的结尾了。我特别想问他，为什么他不去流浪呢？要不然他为什么老弹唱那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我想有几种可能，一来他是个说谎如同吃生菜的人，说要去流浪只是蒙那些纯情或者不纯情的女生而已；二来他没有情人，所以流浪起来名不正言不顺；三是他像高斯一样不爱旅行，终生都只想呆在一个地方。根据很多人的理论，你要感谢磨难，感谢那些给你痛苦的人，因此在这里我要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不计报酬地骚扰鄙人表示最由衷的感谢。
我渐渐养成了在阳台上看书、喝茶的习惯，也养成了在阳台上看天空、看右边的山头、看左边的行人、看楼下的花草树木的习惯。天空我是看不见的，被高楼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可以看见广州阴霾的天空灰沉的一角。右边的山头像一块红布，因为还没有植被，那么单调地站着。记得楼下的几棵芒果树，好像偷情被人家捉奸打残了双腿一样悲戚，要用好些树枝支撑着；它们又像被人家脱光了衣服还赌债似的，一片叶子也没有，光秃秃的。我望着它们，就想起了康乐园的参天古树，那郁郁葱葱的大树多么令人神往啊。在树下走着，任风儿轻拂，听鸟儿鸣唱，听蝉儿嚷嚷，感受星星点点地扑洒在头发、脖子的阳光，它们会慢慢地融进你的心房，此刻你会变得温和善良。和心上人牵着手漫步在树荫下，感觉爱情犹如绿叶常青，长长久久。楼下的草稀稀疏疏的，一点也不像白居易所描述的那么有生命力。它们娇生惯养，非但要工人给它们浇水施肥，还要工人给它们除去旁边的杂草。真是悲哀，草竟然也要人百般呵护才能生长，不知道它们对不对得起列祖列宗。还有那些花儿，爱开不开的，懒洋洋的耷拉着脑袋呆在一旁，这竟是年少轻狂的我大学里面见到的花儿，它们比我家路边的打破碗碗花还要无精打采。还有左边花花绿绿或者不花也不绿的人群，里面有一些似曾相识的脸庞，他们有的匆匆忙忙，有的闲庭信步，有的孤伶伶地独行，有的手拉手一起走过，有的涂脂抹粉，有的自然随意，有的长发飘飘，有的聪明绝顶，有的背着大大的书包，有的两手空空如也，我就这样看着他们经过我的视野，看着他们的脚步带走了我一年多的青春。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那路边的喇叭，我想它们是无辜的，然而不管它们是不是有犯罪故意，它们的确是实施了犯罪行为。它们在每天中午十二点和傍晚五点钟过后，就叽哩呱啦地吵起来，播放着n年前的那首什么今天的爱人是谁，而且放来放去都是这么一首，我怀疑播放这首歌的人是不是因为失恋没有了爱人或者是因为每天都换爱人而分不清今天的爱人到底是谁了。然后那些广播员们开始胡扯，讲那些或许他自己也不爱听的话。这年头还有谁听广播，文革时代的产物，我觉得广播台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发布寻人启事和失物招领。大家无比愤慨，因为十二点钟和五点钟过后大伙都在休息或者上网娱乐，这时还得忍受广播台非人的待遇，使大伙休息的快乐荡然无存。终于有一天，广播台的人上来发表宣传维纳斯的时候，宿舍一位同学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把门关上，想把那厮殴打一顿以泄心头之恨，后来觉得那太不人道了，于是换成提意见：“我说你广播台吃饱了撑的，你广什么播啊？我拜托你们不要广播了，否则会有一天我精神失常背炸药去把你们的广播台给炸了！”那广播台的人可能愤愤不平，但是慑于我们的淫威，毕竟寡不敌众，还是很得体地表示一定会改正，然后溜之大吉，连表都不来收了。
就这么样，上课或者上床睡觉，逃课或者上网，玩游戏或者玩qq，泡图书馆或者泡妞，参加社团或者非社团活动，合法集会或者非法集会，听烂得掉渣的或好得顶呱呱的讲座，然后再到阳台上安静地坐着，欣赏外面的并不大的世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已经成了人家的师兄，虽然既不能当人家的师长，也不能当人家的兄弟。记得王小波有一篇小说叫做似水流年，看来流年真的似水，弹指一挥间，我将要进入大三，然后快要离开校园到外面混迹行伍间了。在这过去的一年多，有好多的事情值得纪念，只是全写下来就太流水帐了，因此就此打住吧。再见，我的大一，再见，我的大二，可是我还能再见到大一和大二的我吗？
（注：以上文字或真或假，绝无损人之意。只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我的一种主观的自我的感觉，或许有许多夸大其词之言论，只望大家一笑置之，大可不必对号入座。还有很多要写，只是再写下去的话，就会没完没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