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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是我国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中的一只劲旅，与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文化相比较，契丹的文明较为提前。谈契丹的文化离不开中原文化，契丹的文化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从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辽政权的那一时刻起，中原文化就融入了整个契丹文明之中，启用汉人创建文字，任用汉人为官，遵从汉制治理契丹等一系列的史实中都能证实契丹的文明与中原的文明融合会通。突然消失的契丹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给人的印象是来无影去无踪，其契丹族文明在金戈铁马的征战中无声无息的瞬间消失，但它所留给我们的是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芭。
每个民族的起源、发展、繁衍都有他本民族的传说，关于契丹的起源，也有个美丽的传说。一个英俊的少年，骑着白马沿着土河向东而行，来到土河和潢河的交汇处木叶山，遇见了一位青牛的美丽少女，两人相互爱慕，结为夫妻，在此繁衍后代，生有八子，他们的后代就形成了契丹的各个部落。
契丹的原始先民住在辽河上游，过着游牧和渔猎的生活，北魏时就和中原来往密切，契丹人用马匹、皮革、交换中原的物资。到了随唐时期，契丹部族逐渐的强大起来，到了唐朝末年，契丹的势力不断的扩大，由于唐朝的赋税等因素，不少的中原人跑到北方契丹的境内生存，这些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的先进文化。契丹人和这些人逐渐的学会了种庄稼，纺织，冶铁，煮盐，建筑城池房屋，开始了农耕和定居的生活，这样就使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相融合。
契丹本是一个游牧的部落，和蒙古人一样契丹人相信狼图腾，这于契丹人的游牧生活息息相关。畜牧业在契丹人的生活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人逐水草而放牧，随季节而迁徙，以马背和毡帐为家。他们有高超的放牧技能，三五个人就能管理千匹骏马。游牧和渔猎给契丹人带来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吃猎取的野兽肉，喝马奶制的酒。契丹汗王根据游牧和狩猎的需要，他们自己一年四季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春季在湖里捕鱼，秋天在森林里狩猎，冬夏避寒避暑，处理契丹部族的内部的政务，闲暇时就打猎。这充分的体现了契丹人的游牧、狩猎的生活习俗。北宋时的一位出使契丹的使者写诗歌描述契丹人的生活；“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十世纪初期，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耶律阿保机是契丹族很有胆略的的政治家，他提倡农业生产，不断的积累资本，他多次立下战功，他被推举为契丹的可汗后权利不断的扩大，他大胆的使用汉族文人韩延徽等人，创建契丹文字，制定一系列的典章法度，积极的接受中原的封建文化。当时契丹汗王的产生是按照契丹的惯列，由契丹各部贵族定期改选。耶律阿保机为长期掌握契丹部的政权，与汉人谋士探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周围的汉人谋士对他说：“中原地区的汉人帝王从来没有被来回替换选出的。”耶律阿保机听了以后就下定决心，要象中原的王朝一样来统治契丹。选举期满以后，他没有让出汉位，因此各部的首领都起来反对他。耶律阿保机向各部的首领传话：“你们用的食盐，都是我的盐池里产的，给你们，你们应该来犒赏我。”各部的首领不知道是耶律阿保机和汉人谋士定的计策，他们携带牛肉和酒来到了耶律阿保机的盐池。耶律阿保机事前设下了伏兵待机诛杀各部首领。酒宴中，耶律阿保机将各部首领全部杀死。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除掉了反对势力后，仿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称了帝，建立了辽国契丹政权，定都上京，史称辽太祖，公元916年——927年在位。在位期间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大量的传播。
契丹文字创建深受汉字的影响，在契丹兴起时就受唐代文化深刻影响，从耶律阿保机时起，先后创建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都不同程度的参照了汉字。辽宋对峙以后，契丹人不断的吸收中原的文化，耶律阿保机积极的接受中原文化，在典章礼仪上刻意的模仿中原汉人的礼仪形式，并且大量的翻译汉文书籍，在契丹国家里大肆的宣扬中原文化。有一次，耶律阿保机看了看左右的汉人谋士对皇子耶律倍说：“举行祭祀应该先祭祀谁？”皇太子耶律倍说：“应该先祭祀孔子，因为孔子是大圣人，万事崇敬。”耶律阿保机很高兴，他看了看身边的汉人谋士，下令修建孔子庙，并亲自礼拜。耶律倍虽然没有当上辽的继承人，但他对中原文化的造诣是与无论比的。
现存的一些辽代的契丹墓穴壁画中，除了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的人物和草原游牧的画面外，还有汉族民间的传说的青龙白虎云雀玄武孝义节悌的故事，都充分的反映了契丹人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原汉人日益接近，与汉文化的接近，这就促使契丹在建国后成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契丹统治的区域内居住的除了契丹以外的汉、女真、回鹘等少数民族也同样接受了中原汉文化的熏陶。
北方少数民族传统的畜牧业在契丹统治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牧马最高峰已经达到了百万匹。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在位时，契丹从后晋皇帝石敬瑭手里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之后钱人继续发展幽云十六州和渤海等地的农业，并将中原先进的农业在中国北方边疆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辽宁东部（现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耕垦千余里”海拉尔河，克鲁伦河流域也出现了垦田。做为一个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契丹辽国“城郭相望”契丹人的建筑发展惊人，现代考古发现很多的契丹古城遗址，其建筑的水平相当高，契丹的手工业艺术水平相当的高，契丹的马具鞍套号称“天下第一”契丹辽瓷中的三彩陶瓷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契丹人继承和发扬了唐三彩的三彩釉，有的辽三彩瓷器上，黄花，绿叶，白地配在一起，十分的美观。辽瓷中的精品鸡冠壶，长颈瓶，皮囊壶，人首鱼龙瓷壶等典型的契丹器皿上面有小孔，环梁，便于骑马携带，极富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征集于科尔沁左翼中旗（现收藏通辽博物馆）的三彩靺鞨壶更加印证的辽三彩的精湛烧瓷艺术，三彩靺鞨壶的整体造型为龙首鱼身的靺鞨卧于莲花之上，圈足底。器形高22、3厘米，长30厘米，足径9厘米，靺鞨昂首摆尾，口这含有一珠穿孔为流，龙角后面有一个注水口，翼与尾之间有梁相连成执手，鱼身为浮雕鱼鳞，造型独特优美，线条流畅，与人首鱼龙瓷壶的造型相近，和人首鱼龙瓷壶相比三彩靺鞨壶更加完美，是辽代辽三彩瓷器中的极品。
从年代而定名称为三彩靺鞨壶笔者同意陈操老先生的意见，应为女真人接受唐王朝的赏赐器物，三彩靺鞨壶从行而定，笔者认为应是摩竭，摩竭本意为大鱼，鲸鱼，也译为摩伽罗。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五：“至辛头大河，河西岸有如来做摩竭大鱼，从河而出。”
但是该文物的出土实证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科尔沁草原上这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曾经有一群人在这里生存，并且有着十分发达的文明。由于当年出土此壶时，出土的文字记录等相关的资料不全，而又仅出土了这一件精美的文物，发掘工作没有深入进行。但是看过契丹五都所有文物所见文物中唯有此壶最为精美。
与三彩靺鞨壶相媲美的人首鱼龙瓷壶，其精美毫不逊色，人面鱼早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工匠大师是如何设计制造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辽人的制作工艺。
辽代陶瓷多为本地烧制，其中的辽白瓷和三彩陶瓷因烘制和装饰工艺独特，在中国陶瓷制作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辽瓷中常见的盘口瓶、鸡腿瓶、鸡冠壶、三彩海棠盘、暖盘等器形颇具民族风格。辽代的金银制造业在继承唐代工艺的基础上，融合了草原风格，如錾花鎏金鸡冠壶和錾花鎏金鱼龙壶，纹饰瑰丽堂皇，造型融南北神韵于一炉，体现了骑马民族风格辽王朝装饰品十分考究，琥珀、玛瑙、水晶、金、银等各种质地兼有，种类繁多精美。契丹民族葬具极有民族特色，特别是罩在死者脸上的金属覆面具和金属网络是反映契丹葬俗的重要标志。
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最早的接受中原汉文化，并且吸收汉文化创建自己的本民族文化，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中任何一个民族所无法比拟的。这时的辽三彩与唐三彩相比，辽三彩具有十分明显的契丹民族自身的特点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契丹文化面貌，影响了其后的蒙古人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它能说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一时期即使是不同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辽代契丹族建立政权是以暴风雨式的武力推翻中原汉族政权而建立的政权，但是契丹人却采用了汉族的统治方式，政权的建立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洗礼。契丹人在玉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而为，一方面契丹人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玉文化，另一方面又接受汉文化，特别是唐，五代的强烈影响，形成了融会贯通整个契丹民族的玉文化。辽代契丹玉器迄今为止出土的较少，因此十分的珍贵，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契丹玉器主要出土于东北地区，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辽宁朝阳耶律延宁墓，义县西山林辽墓，吉林双辽高力戈墓群，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玉等，出土的主要玉器种类为玉带，水盂，盒砚，飞天，玉佩等。
由于契丹与中原汉王朝之间并非单纯的对峙关系，在对峙中向中原汉人学习，相互影响，对峙中将中原的文化融合于自己的文化中，形成自己与汉文化相辅相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辽代契丹早于北宋五十年建国，所以辽代的玉器主要受唐代，五代玉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宋代的玉器的文化对契丹的玉文化影响较小，因此辽代的玉器表现出了与宋代玉器迂然不同的特点。辽代玉器崇尚自然，玉器器物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却于平淡处见真情。器物造型随意性强，形态顺其自然，古朴质拙不拘一格，没有中原汉文化玉器的繁琐纹饰。契丹玉工巧匠取材于日常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游牧生活中常见的题材为主，注重写实，而又清淡素雅，别具洞天。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出土了两件交颈而卧的白玉鸳鸯，神态安详，悠然自得，体现了辽代契丹玉器工匠对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环境的花草茂盛，动物繁多的自然景观深刻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而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的飞天，更是巧夺天工，它在器型上与唐代的玉飞天有着明显的渊源，工匠取法于唐代的玉飞天，而又有所创新，器型为契丹女子头带飞顶帽，上身半裸，下身穿长裙，肩上披有飘带，体态婀娜多姿，下面衬托着如意花纹，采用镂空手法，以阴刻细线刻画具体部位，精美无论，是辽代玉器只不可多得的玉器中的精品，是典型的辽代玉器的作品。
唐宋时期流行的玉带在北方游牧中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契丹人所制造的玉带与唐代的基本相似，只是在个别部位上略有改动。而器型传承了中原文化的文化艺术风格，主要是文房用具中的玉水盂、风字型玉砚、双鹅带盖小盒等为代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出土的水盂取材于青白玉。椭圆型口，盂腹部呈弧形，底为平面，表体无文饰。风字型玉砚也是取取材于青白玉，墨池为斜面，平面呈现出“风”字形结构，前面有两个较短的足，其取材精美打磨细腻。双鹅带盖小盒主体刻画出一前一后蹲状交颈的小鹅，形象生动，极富动感，把玩于掌上平淡素雅，生动形象，充分体现了北方多民族文化的撞击。辽玉在玉料取材上吸收了汉族人的巧用俏色合理取材，雕刻技法运用自如，题材内涵，构图等丰满别致，充分的显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底蕴。辽代耶律羽之墓，通辽吐尔基山辽墓，更是显示了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两种文化融合，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促使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首先是两种文化的渗透，其次是非物资因素制约两种文化的融合。非物资因素是相似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发展观念。
2003年3月1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泌左翼后旗毛道苏木吐尔基山采石场发现的吐尔基山辽墓是一座大型辽代契丹贵族石室墓，由于该墓未曾被盗掘过，故保存完好，出土了彩绘漆棺一具，棺内墓主人尸骨保存较好并覆盖着8层丝织品，辫子保留完整，头部戴有金箍，这在已发掘的辽代墓葬中是较为少见的，但其身份还不能确定。此外在墓葬内和棺椁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金器、银器、铜器、玻璃器、玉器、漆器等精美随葬品，其中多数为贵重材料制作的极为罕见的艺术精品。该墓的发现，是近年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尔沁左翼中旗发现的其他文物也证实了科尔沁草原是契丹的腹地，在科左中旗西伯花六家字村发现的金马和金牌饰等贵重的物品，这更加说明科尔沁草原是契丹的腹地。这些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科尔沁草原文化发展的丰富财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再现。
契丹文明在科尔沁文化、辽金文化中是最先进的文化。科尔沁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包括今天内蒙古通辽市的大部分、兴安盟两个地区，还有赤峰市东北部、辽宁、吉林西部的一些地区。在公元900年前任何民族自身的文化都无法达到契丹文化的高度。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女主，在古老的契丹文明中，墓主生前的富贵，与她所生活的社会的文明分不开的。虽然现在没有具体考证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出土的文物中已经充分的说明契丹文化在当时已经达到了文化的顶峰。而当时中原文化的发展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而契丹文化接受中原文化较早，时间较长，也顺理成章的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思潮。勇于接受渊源流长，博大景深的中原文化。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和传承的，值得我们珍视和宏扬的。
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女尸出土，为契丹文明在科尔沁文化历史进程中增添了异彩。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墓葬风格接近于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应为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彩绘木棺和棺床，在内蒙古尚属首次完整发现。该墓的发现，是近年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葬具有彩绘木棺、内棺及棺床。彩绘木棺以红、黑两色为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鹤、凤、缠枝牡丹、祥云等图案，其中仙鹤、凤以及牡丹花叶子为贴金，四周悬有铃铛，在棺盖上面还有三个葫芦状鎏金铜饰件。
内棺的棺盖正面有三团贴金龙纹图案，在两侧各有一对贴金凤展翅飞翔，神态生动。内外棺之间夹有丝织品。彩绘木棺棺床为须弥座状彩绘棺床，共由8层组成。墓主人身穿11层衣服，其中一件保存完好的罗裙上发现了带有晚唐风格的对凤图案。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银器、金器、漆器、木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铜器有钟、铜铃、牌饰、铜泡等，大部分为铜鎏金。其中的鎏金铜牌饰上面刻有精美的乐舞图案；金银器上面刻有栩栩如生的金龙和双狮以及鸾鸟、形态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图案。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戴的冠帽、缀挂的铜铃、佩带的流苏与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的萨满相似，可以确定其身份是契丹萨满。墓主人使用金质神帽，肩上有日月图案的金牌，衣服上有“天”、“朝”等文字，其通神活动与国家命运相关，可能是服务于皇室的大萨满。从萨满在氏族内部继承、墓内有珍贵器物随葬分析，墓主可能来自皇族。
近年考察辽国古迹及出土辽墓壁画器物中，也发现了契丹人仿效中原供奉四方神，吐尔基山辽墓主人墓门的门神用秦叔宝、尉迟敬德像的实物证据，比较异同都是中原的神位图象。虽然这些都待考证，这些精美的随葬品，对于丰富辽代的文化交流、艺术等方面认识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内蒙古赤峰市出土鎏金铜冠是辽代契丹贵族冠服制度的一部分。铜鎏金冠质地铜，尺寸口径22厘米、宽31。4厘米、高29。5厘米，它的内层是铜冠，铜冠顶立一凤，外层装饰镂空饰片，冠正面有三层如意形饰片，第一层饰片正中为龛形装饰，第二、三层饰片的两侧为对称的双凤纹，中间有火焰纹，火焰正中有太极图案，冠侧有翅。辽陈国公主墓出土有相似的鎏金银冠，据分析反映了道教的影响，鎏金铜冠为此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这件面具眉、眼局部捶錾，制作精细，将面庞丰圆、上额舒展的年轻女性柔润的特点表现无遗。过去辽墓中曾发现过银面具、铜面具，鎏金铜面具。陈国公主是辽景宗的孙女、耶律隆庆亲王之女，墓中出土的纯金面具，金覆面质地为金，尺寸长26。5厘米、宽25。7厘米，进一步证实了其身份之尊贵。
辽契丹文铜镜，1971年6月，吉林省大安县红岗子公社永合大队小学一名学生在劳动时，无意间挖出了一枚铜镜。这枚铜镜是青铜制品，呈八角形，直径26厘米，厚0。9厘米。镜面光亮可鉴，镜背中央为一半球形钮，高1。4厘米。钮的周围有五行铸造的文字，文字被规划在正方形框内，框的上下左右分别有对称的两组花纹。镜边刻有7个汉字“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我们不清楚当时镜的主人是怎样一个处境，我们不清楚镜主人的身份如何，但我们能感觉到镜的主人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眷恋，或许他从契丹的强盛中看到了隐忧，或许大辽的国势不如从前，而镜的主人对此又无能为力，除了感叹和祈求上苍的保佑，没有别的办法。
辽上京南塔位于辽上京遗址南5公里，为辽代开悟寺舍利塔。与上京遗址北2公里处之小塔南北呼应，故有南塔之称。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式空心砖塔，现残高约25米。塔身镶嵌石质浮雕造像，现存有雕塑坐佛、菩萨、伎乐人、供养人、飞天等。雕塑技法娴熟，线条流畅。辽释迦佛舍利塔，俗称辽庆州白塔，位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驻地东北查干沐沦河的冲积平原上，是辽代鼎盛时期的重要州城——庆州城西北部。是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庆州白塔，是一座造型玲珑秀美、浮雕精湛细腻、规模宏伟壮观，为八角七级，通高73。27 米的砖木结构拱阁式塔。始建于“重熙十六年二月(1047年)”竣工于“重熙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049年)”为辽兴宗耶律宗真之生母“章圣皇太后”特建。塔的外观整体洁白如玉，挺拔秀美，座置平原，直插蓝天。史学界、文博界称庆州白塔的浮雕是“辽代塔寺艺术的精华”是“契丹民族建筑之瑰宝”
辽朝墓葬壁画具有浓郁的中国北方古代草原画派风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以简朴的白描线条，勾绘出一幅幅契丹民族出行、狩猎、宴饮、舞乐等生活的各种场面，是考古学界和艺术界了解研究契丹文化的百科全书。
庆陵四季山水画春之图充分体现了契丹——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政治体制。皇帝的春猎活动主要是凿冰取鱼和纵鹰鹘捕捉鹅雁。时间是正月上旬至四月。活动地点有四处：鸭子河（今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鱼儿泺（长春河附近）；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县）。钩鱼后有“头鱼宴”捕鹅雁要用一种体小力大而凶猛的猎鹰名“海东青”捕鹅后也设庄严隆重的“头鹅宴”相当中原皇帝的亲耕大典，敖汉旗喇嘛沟辽墓春捺钵放鹰仪式图。夏之图，时间五月末至七月中旬，地点多在吐儿山、黑山。皇帝与南北臣僚议国事兼避暑游猎。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庙东汗山，吐儿山在其东北。秋之图，时间在七月中旬至九月。主要是入山射猎，打虎猎鹿，故又称之“秋山”秋山活动与春水一样有着十分浓重的政治典礼色彩，在行猎中还有宴会等活动，同时也有习武教战的功能。冬之图，时间在十月。主要是皇帝与南北大臣议国事，射猎讲武，并接待宋朝及各国使节的朝贺。地点在永州东南三十里的广平淀，这里是冬季气候较暖的地方。
随着不断的攻城略地，契丹人掌握的城池的不断增多，管辖的农耕地区多了起来，辽统治者把俘虏的人口分散安置，分地耕种农田，并且下令保护农田“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这些措施推进了内蒙古地区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历史记载：北部边境的卢胸河（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小镇，已经屯粮积谷达到数十万斛。而在东北契丹内地已经广泛的生产种植了“
”的谷物，即糜子。糜子的种植历史悠久，原是河套特产，吕氏春秋就有记载：“饭之美食者阴山之”契丹贵族用糜子做粥来招待贵宾。后来成吉思汗灭契丹时对糜子看好，大量的种植。宋人出使契丹有诗赞美：“朝供酪粥水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
小麦的种植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处科尔沁腹地，水土沃美，适合农业生产。有规模的垦荒，使草原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草原农业和草原畜牧业成了辽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大批的中原内地人进入契丹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的农业生产飞跃性的发展，其主要农作物有糜子、稻、麦、高粱等农作物，不过在契丹族聚居的地方，部落仍然是以畜牧为主，但是契丹人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契丹人最早将西瓜从甘州回鹘人处移植到内蒙古东部，后晋的使者就在上京吃到了契丹人种的西瓜，那时侯中原人还没有种植西瓜，后来从契丹传入内地，广为播种。在辽墓的壁画中也发现了西瓜的壁画，在上京出土过西瓜和香瓜的子。农业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使以车马为家，牛羊为富的契丹人社会生活中增添了农业文明的因素，库仑旗辽墓壁画中的出行图归来图都画有量具斗，象征着墓主的富裕，在契丹人耶律延宁的墓中有随葬品农具铁铲。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不少地区都有辽代的古城遗址和古墓群，这就说明，今天的内蒙古通辽地区在辽时期是适合农耕和畜牧的地区。也证实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农业人口众多，他们以城镇和部落为依托从事农业生产。
燕云十六州的取得使契丹文明向前迈进了一步，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发达，地处平原沃土，以农耕为主。这就让契丹人在政治上实施了特殊的政治制度，这不仅变更了契丹辽国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契丹辽国建立与浓耕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管理制度，使契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并存发展。澶渊之盟使辽国与北宋形成了契丹辽国与北宋形成了契丹辽国略强于北宋的战略平局，尽管澶渊之盟维持了百余年，但是也为北宋与辽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自五代以来，少有的安定局面，契丹境内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北宋使臣出使辽国时见到：“千里封疆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往复还。”宋辽往来坚强了双方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
契丹的文明是以西拉木伦河为中心，因此契丹人称西拉木伦河为母亲河。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极深。
契丹不仅在农业牧业上带动了契丹地区的发展，而且契丹在宗教（佛教）、儒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已经很发达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辽诗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时代最早的当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诗。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本已立为太子。但在阿保机死后，他把帝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他很生气；后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来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后唐去了。临走时，他“立木海上”并刻诗于木：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宗室传）诗本无题，后人习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兀傲之气、不平之感。“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耶律倍作此诗时，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余年。宋王朝建立后，宋诗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重理智轻感情的特色愈益明显。这种特色也出现在辽的部分诗篇中。如辽兴宗的赐耶律仁先诗、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沙门海山的和兴宗诗、天安节题松鹤图等，就都仅仅是理智的产物。兹引天安节题松鹤图为例：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见辽东行部志）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若就技巧说，此诗自然比海上诗圆熟；但它除了显示出作者的善祷善颂以外，在感情上并无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而善祷善颂只不过是理智的运用。这类辽诗的产生，是继承了唐代已经存在的仅仅诉诸理智的诗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传统，抑或受了宋诗的影响，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已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此类诗歌主要用于应酬及阐教说理，在抒情诗中，则仍保持着任情而轻理的倾向。
辽代抒情诗最负盛名的，是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十首（见焚椒录）。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从诗篇内容来看，她写此诗时，道宗对她的恩宠已衰，而她却仍渴盼着恢复当日的情爱。
回心院其三；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其四；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其六；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其九；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
这四首虽都写其对“君”的痴心等待，但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首直叙孤栖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对比来表现独处的凄凉，第三首陈述其不愿当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则自言美好，渴望与“君”同欢共娱。无论哪一首都充盈着并不掩饰的热烈感情，因而颇具感染力。
从文选所收的怨歌行（团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宫怨诗，写宫中女性对君王的期待或被疏远、遗弃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从无如此热烈、鲜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写出“香彻肤”、“待君娱”这样的句子，衡以封建礼教，也实在有失体统。所以，这是一组放任感情、违礼背理的诗。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诗相通的。
体现这种特色的诗，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寺公大师的生平不详。耶律楚材醉义歌序说他是一时豪俊，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又说他的诗旨趣高远“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则其时代当不至早于苏轼、黄庭坚。否则，称赞前一代的人“可与”后一代“并驱争先”未免不词。所以，寺公当是懿德皇后的同时人或其后辈（懿德皇后的生年早于黄庭坚而迟于苏轼）。从“大师”的称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义歌的内容看，他写此诗时尚未出家，由于受到“斥逐”“病窜”“天涯”已经三年；那么，他原先也是在朝中为官的。
除了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如伏虎林待制：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萧瑟瑟的怀古：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寺公大师醉义歌：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儿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窜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曲。凌晨未盥三两卮，旋酌连斟折栏菊。我本清癯酒户低，羁怀开拓何其速。愁肠解结干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寰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华胥咫尺尚未及，人间万事纷纷空。一器才空开一器，宿酲未解人先醉。携棋挈榼近花前，折花顾影聊相戏。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诗人写出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恰倒好处的体现了北方民族的本色。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搆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就是前面说的辽道宗的懿德皇后。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唐诗无讳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从辽初到辽末的诗歌来看，一方面是诗歌技巧在不断提高，诗歌艺术在不断成熟，另一方面是任情的特点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如宋诗似地基本上走向重理的道路。这就使辽代诗歌具有自己的成就，并对金代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自契丹族建立契丹辽国政权后，整编军队，创建文字，定制法律，使契丹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契丹对他周围的小部族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南犯中原，北击突厥、回鹘，东灭渤海，统治着东起日本，西至阿尔泰山脉，北敌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带，南取燕云十六州，包括了除河套以西的整个内蒙古草原在内的广大地区，统一和开发了长城以北的广阔疆土。针对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契丹辽王朝统治下，生活着经济发展不同，风俗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从事农耕的“耕稼为食城郭以居”的汉人，有从事游牧的“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蒙古、回鹘、女真族等民族。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情况，辽国政权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统治，使长城以北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促进了北方民族吸收、接受了不少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
契丹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忆，有关它的一切还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像追寻传说，破译文字那样，不断地去发现，一个消失的民族，和一段沉睡的历史。在契丹王朝灭亡后，整个契丹文化也随着契丹王朝的消亡也消失了。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时辽走向衰落，至1125年天祚帝被金俘虏辽灭亡。短短的300年间，中国北方草原上先后崛起了辽、西夏、金和蒙古等民族，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别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的更迭也导致了整个民族和相关的文化都发生了转换。
后来女真人取代契丹人，女真人首领完颜阿古打建立了金。金王朝沿袭了契丹的很多文化，并且在次基础上不断的学习和改进。后来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蒙古人又取长补短的沿袭了这些文化的先进，在不断的战争中又得到了发展。
草原文化遗产还包括草原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些与草原人们的衣食住行，生产活动，精神寄托，等难以割舍的文化遗产充满着最原始的最真诚的生命激情，是世代共享的，彼此认同的快乐，蕴涵着这一群人的生存智慧和整体记忆，显而易见这就是文化。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得到了进步。
宋辽金时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的交往频繁，不仅汉民族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在各方面也沾染了浓厚的汉文化色彩，科尔沁草原有广阔的视野，明媚的阳光，博大的胸怀里掩饰不住杀气，是一种对大自然感受的真实反应，是对生命力量的深刻体会。草原儿女带着草原的基因，促成他们风格、风俗、习惯、语言、气质，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草原文化。从上古的戎、狄、到稍后的匈奴、鲜卑、羌、氐、突厥、畏兀儿、女真、契丹，民族不同，语言风格不同，但他们的气质一样，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草原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明，这就是草原文化的底蕴。
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王朝，自公元907年建国到公元1125年灭亡，是契丹社会经济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她疆域辽阔，与北宋共存，占有中国半壁河山，所辖五京六府、156座州城、209县，契丹人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二百余年。促进了汉文化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能采用南农北牧的经济类型和生产力不同地区的分别治理，极大的稳定了辽的统治，并且推进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