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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
——贝塔朗菲
信仰的真正的生存意义便是：信仰=再生。
——海德格尔
一
从一位司机朋友那儿听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傍晚，在上海一家豪华的酒店前面，停了数十辆豪华轿车。
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把一辆轿车碰了一下，司机从车里冲出来，凶巴巴地说：“没看见这是豪华新车吗？碰坏了你赔得起吗？小崽子。”边说边打了小男孩一记耳光。
小男孩哭着跑进了酒店，不一会儿，便拉着大款爸爸从酒店里走了出来。这位父亲站在小轿车面前，接连打了十多个电话。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便有几辆豪华车子拉着十几个人来到了这里。
这位父亲大手一挥：“兄弟们，给我砸，狠狠地砸，砸烂了我负责”
于是，一伙人在几分钟之内便将一辆新车噼里啪啦地砸了个稀巴烂。
望着面前新出现的这一堆“废铁”大款爸爸自豪地对儿子说：“儿子，高兴了吧？”
儿子的眼睛里早笑出了眼泪，拍着手说：“高兴。”
大款爸爸对着那个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惊魂未定的司机说：“这车多少钱？我给你买辆新车。”当场潇洒地开了一张支票。
司机朋友情绪激昂地讲完了这个故事。他咂巴着嘴，好像还有些意犹未尽，又非常抒情地补充了一句：
“哎呀，人家那个牛啊，实在是牛！我这辈子是没见过。”
同行的朋友纷纷发表自己的高见：有的谴责司机霸道，说他理应被教训和收拾；有的批评大款野蛮，可语气中却不无羡慕之情；有的夸赞大款有胆识有气魄，说如果自己是那大款肯定也会那么做。
我听着听着，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心想，如果那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单独出现在影幕上，大家的认识肯定是一致的，肯定会误以为是解放前上海滩的黑帮干的，可为什么一进入现实生活，人们的是非观念会发生逆转呢？
当他们向司机朋友打听被砸的是什么牌子的车，那轿车值多少钱的时候，我的心绪很乱，一句都没有听得进去，我甚至怀疑这故事是有人为着某种目的有意编造的。
但是后来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情，使我的感官受到了非常强烈的震动，我再也不敢怀疑砸车事情的真实性了。
四月的江南，草长莺飞，花红柳绿，一派迷人的秀丽景色。
曾因拍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诸多电视剧而远近闻名的无锡影视城，又迎来了一批批游客。
在一座仿古的宫殿里，有一个可供演出的舞台，舞台中间安放着一架古琴，古琴后面安放着一排编钟。舞台前挂着一张纸条：“拍照一张十元，自带相机一张二元。”
一个身材魁梧、衣着时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看到古琴，便径直走上了舞台。舞台上的服务员小姐赶忙走上前去，连连摆手说：
“哎哎哎，这位先生，不可以走上来的。”
“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们不就是要钱吗？要多少我给你就是了。你照相我给你掏钱也可以的呀！”
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呀！看来是遇到大款了，游客们惊奇地相互望望，服务员小姐再也不敢吱声了，生怕得罪了这位财神爷。
大款伸手把自己的数码相机递给了服务员小姐：“来，给我多照几张。”
话音未落，大步向前一跨，屁股一扭，便重重坐在了古琴边的椅子上，端正了一下肥胖的身子，双手往古琴上一摊，随便地拨拉了几下琴弦，傲慢地哼出了几个字：“像大师吗？”
服务员小姐点头如捣蒜：“像，像的。”
“哎呀，这照的什么吗？简直像一个傻子！重来。”
“哎呀！这能像大师吗？过来，让这位大哥照。”
“我看我说嘛，还是男人照得强！来，在这儿给我再照几张。”大款说着拿起编钟的木槌“咣咣咣”地敲了起来。
“必必剥剥”的乱弹琴“叮叮咣咣”的胡撞钟，既没有弹出宫商角徵羽的音准，又没有奏出抑扬顿挫的节奏，更不会撞出静如平湖秋月幽美、动如十面埋伏激越的旋律，这完全是对音乐艺术的亵渎、对旅游胜地的玷污。
时间不长，我们又在另一个景点遇到了这个大款，不过，他这次的身份不再是“大师”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大王”
这个景点上，有一支服装艳丽、姿容俏美、说话似柳莺啼啭的“妃子”队伍专等着各色人等的大王们前来合影留念。
“大王”套上帝王服，往中间一站，这些年轻貌美的“妃子们”便一拥而上，搂腰的搂腰，牵胳膊的牵胳膊，和“大王”货真价实地照起了“全家福”
照完“全家福”大王满脸的喜色：“哎呀，美呀！帅吗？”
“妃子们”陪以温情的集体微笑，娇滴滴地回答：“真是帅呆了，大王呀，再来几张吧！”
“大王”比起封建帝王来可真是特别富有民主精神，他宠幸了每一位“妃子”——非常亲密地和每一位“妃子”合影留念，而且还特别照顾了每一位“妃子”的情绪，在与每一位“妃子”合影的时候，总是忘情地安慰其他“妃子们”：“别吃醋哟！”
临了，潇洒地一挥手：“拜拜！”
那一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这位大款的“幸福”生活。
要说大款们的生活花天酒地、灯红酒绿、奢侈糜烂，这样的内容大家在报纸上见的真是多了，什么几万到几十万元一桌的满汉全席，开着“宝马”撞人，炒作房产，包二奶包三奶，到澳门豪赌虽然我们看见的这个大款还是个不太大的款，摆谱的程度也许离大众心理可承受的范围没有距离太远，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我想我对司机朋友所讲故事的怀疑也该是归入笑话的行列了。
我不知道人们在批评这一类现象的时候心底是不是存在酸葡萄心理，但摆在大众面前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那种奢侈糜烂的大款生活使本就有限的资源极大地浪费，并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消费也理当有道，大款们看似快活的生活实际是一种缺乏教养和社会责任的行为，他们甚至在疯狂的消费中丧失了理性和良知。过去，我们曾经存在着全国人民高度一致的群体“仇富心理”——“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是一种被严重扭曲的心理、愚昧无知的心理，但只过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又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思想严重并不断泛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大款就是潇洒的代名词，就是时尚生活的代理人，就是今生来世的奋斗目标，在很多女青年女大学生的心目中，大款则是白马王子或梦中情人。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怪话，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女青年女大学生迫不及待地傍大款呢？怎么就连小学生都坚定不移地把当大款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呢？
二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了一个豪富的精英阶层。毋庸置疑，一个社会的前进，一切文明的进步，都需要一个精英阶层来引领，而依照“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分配原则，让这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发展的需要。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精英阶层的身边，还站立着一支庞大的暴发户队伍，这支队伍依靠敏锐的嗅觉，依靠钻国家政策的漏洞发家致富，他们发家致富后行为不但毫不收敛，而且胆大妄为，他们正在以自己惊人的胆子和无知消解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他们拥有金钱，崇拜金钱；他们不懂法律，挑战法律；他们不懂文化，嘲笑文化；他们没有良知，蔑视良知；他们缺乏道德，践踏道德。所谓无知者无畏，在生活中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凡是想做得到的就都有可能做得到，凡是可能违背道德违犯法律的行为他们也无所顾忌，他们认为有钱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这些人的横行，是社会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这让我不由想起了那个恶贯满盈的西门庆。
出生于破落户家庭的西门庆，虽然未曾接受过诗书礼仪的教诲，却深通“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市侩哲学，对于混迹江湖的潜规则谙熟于心。在一个欲望张扬的时代，西门庆丰富的江湖阅历为他提供了更多的“阴谋智慧”使他很快发家致富，并且玩弄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漂亮女性于股掌之上，活得好不快活。
之所以想到西门庆，是因为这些大款和西门庆有着诸多的相像之处，他们都是一个圈子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甚至都有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他们都是金钱的主人，但同时又都是金钱的奴隶，精神的白痴，信仰的黑洞。这些人的横行，无疑是世风堕落的象征。古代的西门庆，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恶”的化身，而现在的大款们，生活的糜烂程度比起西门庆来毫不逊色，可他们不但没有被人们唾弃，反而吸引着公众的视线和兴趣，引领着社会的时尚，成了大众极力崇拜和追捧的对象，这样的表象无疑又是世风进一步堕落的象征。
走上街头，到处充斥着巨幅的广告画面，有汽车广告服装广告药品广告，有木地板广告食品广告化妆品广告，这些广告画面上又无一不贴上了横七竖八的美女大腿和屁股，店面上多的是美容美体丰乳隆胸的俱乐部会所；打开电脑，只要一上网，到处是汽车房产美女娱乐的文字和图片，文学也正在流行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影视媒体更是借助独有的视频优势把人们追求感官消费的欲望长江后浪推前浪地推到了风口浪尖。
难道中国人真的很富有了吗？难道中国人真的该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了吗？难道中国人真的该如此疯狂地饕餮生活了吗？难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真的贫瘠到只剩用挥霍钱财寻求刺激玩弄异性这一类极端、堕落的行为方式来打发时光了么？
三
精神生态学把这类由于缺少行动精神、普遍的无聊、绝望、无意义的生存状态称为“真空精神病”而“真空精神病”的滋生、蔓延和流行，无疑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形杀手。正如精神生态学专家鲁枢元先生在猞猁言说中所说：
在精神和意义退场的舞台上，物质财富、商品金钱却粉墨出场，希望取代意义的角色，结果演出的不再是崇高和优美，反而演成一场闹剧。暴发的富豪们希望以名牌轿车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粗俗的款姐则努力以高贵的时装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巴尔扎克、司汤达成了豪华客厅中的装饰，梵高、毕加索成了舒适卧房里的点缀，超级市场披上了艺术创造的面纱，商业广告窃据了审美体验的灵魂。
自然、财富、艺术，这些庞大、高雅的东西看起来都被我们征服了，人们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索取和获得，但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否在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一样地崇高起来了呢？没有，实际是我们在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但未能使自己崇高起来，却反而将自然、财富和艺术庸俗化、罪恶化，使它们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使它们变成了掩盖我们无知和空虚灵魂的遮羞布，同时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富人的冷漠和穷人的眼泪。文学家j•乔伊斯说：“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脉相承的物质主义，摧毁了人的精神功能，使人们无法进一步完善。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中化为一滴泪水。”诗人的泪水是在为原始生态遭受破坏而流，还是在为人类精神遭遇死亡而流呢？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吧！
“一将功成万骨枯。”当我们在为社会飞速前进、物质财富高度丰富唱赞歌的时候，更应该去关注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贫困人口位列世界第二。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另据联合国开发署统计，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再加上近些年迅速泛滥的拜金主义思想，使得人们的物质欲望急剧膨胀，人格物化、贪婪索取、贪图享乐、道德沦丧、精神空虚、信仰丧失、行为无聊、耻于做慈善事业等一系列的社会丑恶现象盛行，并且从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继续向贫富两个极端分化，于是出现一幕幕不堪注目的画面：
一边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民辛劳一年收获不来安身所需，一边是花天酒地的大款们一瓶酒喝掉几千块，一桌饭吃掉几万元；一边是日日早出晚归的工薪族被迫沦为房奴，一边是大款们造房炒房卖房日进斗金；一边是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下岗职工急得喝药自杀，看不起病的老人被活活地送进了火葬场，一边是一掷千金的大款们频频出入夜总会、赌场等消费的天堂在社会以“创造”和“效率”为标准制造着富人积聚财富的奇迹的同时，也在迅速地生产着穷人赤贫的罪恶。
不论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未曾反省的人无意义”还是贝塔朗菲所说的“在生活富裕和高标准的时代里，生活会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都启示我们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尤其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因为当人类把无限的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的时候，不但加剧了生态危机，而且并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幸福，相反，贪婪的本性会进一步加剧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地球生态的危机，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这一点在精神贫瘠的豪富阶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只有超越功利主义思想和物质主义思想，达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和谐发展，才能使我们找回在物质世界中迷失的灵魂，使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
美国生态学家艾伦•杜宁在其多少算够中所说的一段话，或许能够唤醒一些人心底某种善良的愿望。
接受和过充裕的生活而不是过度地消费，文雅地说，将使我们重返人类家园：回归于古老的家庭、社会、良好的工作和悠闲的生活秩序；回归于对技艺、创造力和创造的尊崇；回归于一种悠闲的足以让我们观看日出日落和在水边漫步的日常节奏；回归于值得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社会；还有，回归于孕育着几代人记忆的场所。也许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边潦草地书写在他笔记本上的文字说出了一个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
回归，回归于生活的简朴和心灵的纯真，回归于精神的高贵和灵魂的宁静，也许是现代人从物质的泥潭中自救的惟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