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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江良在红袖网站建有文集并在当代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转载文学作品200余篇，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花城出版社）、小小说、散文集最后一场马戏（远方出版社）。曾获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西湖”文学奖优秀创作奖、2005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提名奖和荣登“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现系杭州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作为写作基点，并且这些年一直严格地遵循着，心系百姓，鞭鞑丑恶。
一颗健全的心灵应该有刺，一根锋锐的尖刺，始终对着恶行。这根刺，哲学的名称叫“良知”人格当中尖锐的力量突然开始攻击自我，自我当然痛苦，发现了自我的过失之后，以过失作柴，升火煎熬心灵。
卢江良小说像刺刺入你的心，让你感到无比的沉重、激愤和疼痛，带给你内心的震憾——那是他对自己小说的终极追求。由于具有这样的品质，预示着他的小说必将命运多舛。主打作品在街上奔走喊冤，深受余华、王安忆、余秋雨和池莉等名家的推崇，荣获榕树下网站举办的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短篇小说奖，然而它辗转了近十家杂志社，历经三年的艰难旅途，终于才由上海文学发表；曾受数以万计的网上读者好评、被他视为最能代表他本人小说创作风格的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同样遭受如出一辙的命运。
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十几亿人口中占多数的是农民，向人们提供生存最基本需要的衣食物质的是农民，可是，苦难深重生存状态最为艰辛的也是农民。这些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但是这扇窗口太小了，农民题材小说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只有展开社会万象的描绘，阅读起来仍然井然有序，跌宕起伏，韵味盎然，才抓到了农民题材小说的脉搏。农民题材不仅有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还有农村的路、告别泥砖房、关心农民饮水难、小康与低保，扶贫先扶志、培养新农民、减负要治本等热点问题，还有寻找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农民联合体经济、发展多种形式的乡镇企业、wto与发展优势产业等新型问题。农民题材小说视角开阔些，更有利于小说走向市场。
卢江良为什么坚持这种写作，这也许跟他的个性和经历有关。因为他成长中饱受和目睹了太多的欺压、艰辛和苦难，也正是处在那样的环境，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写作。而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写作者，自然不能无视眼前的一切，一味地躲在书房内无病呻吟，应当具备直面现实的勇气，于是将“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作为写作基点，并且这些年一直严格地遵循着，可以这么说，这些小说的每篇作品，都是这一原则驱使下的产物。因为这些作品跟“社会最底层的命运”紧密相联，所以当你阅读他们的时候，注定不会再是一次轻松的消遣或者享受。
任何时代，真正承担现实苦难、面对心灵责任的作家，总是少数——奢望所有的作家都成为勇敢的精神战士，从而“直面惨淡的人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未必合理。拿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固然有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为代表的以心灵直接对抗现实的作家，但张爱玲写“阿妈她们的事”梁实秋等人写闲适小品，沈从文写湘西风情，这些难道就不是文学？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和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现实，它既可能是一种直接、有力的介入，也可能是一种秘密、个人的表达，两种方式都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今天，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未中断，有良知的作家仍然继承文学的光荣传统，忠于生活，批判现实，但这些作家的命运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
巴金1980年4月4日在日本演讲时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半年后，巴老在祝贺萌芽杂志复刊时又说：“我写文章不是因为想做作家，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这是巴老用八十年人生阅历和五十多年写作经验换来的，他对“作家”的理解，值得我们三思。越来越多的作家，躲在书斋里，无视业已沸腾的当代生活，无视日益尖锐的现实苦难，而只是在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玩弄文字和技巧，他们的写作，普遍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以致文学正在沦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使得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得不到有效的表达。许多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心灵是软弱的，他们的写作没有承担，更没有力量。出名的渴望，版税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支配文学写作的主要力量。文学正在丧失理想和激情，一个苍白、无力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卢江良小说没有惊险的情节，只是记录了生活，但读过的没有不被打动的。
今天，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在左右着整个的文学传播。在这个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一提起文学，很多人以为就是当下炒得最热的那些作家和作品，相反，还有很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就被喧嚣遮蔽了。我们在批判一种软弱无力的文学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有良知有力量的文字沉潜在暗处，等待我们去发现——它们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一种。今天的中国，处于一百年来最安定的时期，比起前辈作家，我们实在是非常幸福了。批斗、围攻、劳改等等处境，已经不再是纠缠作家的恶梦。我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自己想写的题材。这样的环境，得来不易。倒退三十年，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可以由作家自己来决定。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环境，但同时我们也明白，我们依然处在社会大转折的过程中，我们国家距离我们理想的状态，还要经过很多代艰苦的奋斗。作为作家，如果大家都不谈良知，不谈责任，不谈使命，把一件影响公众的事情完全当成个人的自娱自乐，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没有绝对的自由。作家的笔，起码要听命于自己的良心。
作为一位作家，卢江良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思考，作为一个年轻人，他选择了一条清苦甚至是寂寞的写作之路，我们的心里充满了钦佩。清河坊的闲庭信步，西湖边的斜阳遐想，都让卢江良感到生活的唯美和沉醉，这个过程既是放松也是寻找，寻找自然山水的超我境界，寻找市井小巷中一个又一个“狗小”
2006-12-10